忧伤的质量

朱成玉

看《歌手》，李健在评价迪玛希的时候，说了一句“他的忧伤很有质量”，他说迪玛希的眼睛里有光，有不同于他年龄的故事，那里面有深深的忧伤。本来是一句调侃，我却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忧伤也可以有质量吗？

我想是的。多少美妙的诗和歌都弥漫着忧伤的味道，让人痴迷不已。把忧伤变成诗，把忧伤变成歌，这都是有质量的忧伤。

而那些沉沦和下坠，都是没有质量的忧伤。

有的忧伤是蒙蒙细雨，淋着每一个人，但我们都知道，这雨终究会停，终究会有一架彩虹，横空出世，把你和新生活连接起来。这就是有质量的忧伤。

有质量的忧伤，不光带给你美感，更重要的是不能带你坠落到深渊，而应该像一杯茶，虽然弥散着伤感的味道，但绝不沉沦，只是那么静静地与时光对峙，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抚慰?

人们善饮忧伤，不是为了最后解脱的醉，而是那忧伤里，浮着沁人心脾的茶香，那不是沉沦，而是拯救。

我想到川端康成的忧伤，那是不可一世的忧伤，令人心碎到骨子里的忧伤，但因为他最后自尽身亡，所以，我说他的忧伤是没有质量的。

川端康成的忧伤，有时候表现在他的沉默上。三岛由纪夫曾写到川端的沉默：跟他对面“被默默地、死死地盯着，胆小的人都会一个劲擦冷汗”。三岛由纪夫说，有个刚出道的年轻女编辑初次访问川端氏，运气很好或者说运气很坏，因为没有其他来客。但川端半个多小时拿那妖气的大眼睛一言不发地盯着对方，女编辑终于精神崩溃，“哇”地伏身大哭。

那张苍白的有些颓废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极度渴望探究人性的眼，那双眼睛是贪婪的，甚至让人觉得它有偷窥的欲望。

我把忧伤看成一种气质。它可以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可以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可以是永无止境的对美的追寻。

阿多尼斯在一首诗中写过：

“但愿我有雪杉的根系，我的脸在忧伤的树皮后面栖息。”

他看出了一棵树的忧伤，那么，他必然也是忧伤的。只是，这忧伤是绿色的，是有营养的，他和树的灵魂彼此给予着深深的激励。所以，他才可以把忧伤豢养在他“孤独的花园”里，有节制地生长着。

忧伤是诗歌的核，那份忧伤是让人浅尝辄止的，而非陷入和沉沦。可是写诗的人，有多少人把自己埋在自己的罂粟花田里。特拉克尔、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茨雏塔耶娃、海子、顾城、戈麦……在诗人的史册上，列着一长串的自杀清单，这是以生命为代价哺养的忧伤，是没有质量的忧伤，是堕落的忧伤。

写了多好的诗又有何益？战胜不了自己的绝望，便不配给别人带来希望。

一个朋友，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特级教师了，可是有一天，忽然辞了职，去一个乡村支教。所有人都不解，她说，因为有一天，她看到了那个乡村的照片，照片上的天空，蓝得让人沉迷，还有那蓝天下孩子的眼睛，那些忧伤的有些绝望的眼神，让她动容。

她说她感知了那些忧伤，她要走进那些忧伤里，她要把那些忧伤里绝望的灰都变成渴望的光。

她只不过是遵从了自己的心而已。

她的拯救，让那一片忧伤变得有了质量。

她在给我的信中，特意关照了我忧伤的特质——

“你看起来那样忧伤，在绚烂的阳光里这多么不合时宜……你可以忧伤，但不能一滑到底……”

（有删改）

京剧：演“技”还是演“戏”

刘佳

演“技”还是演“戏”？这个几乎不能构成问题的问题，已经困扰京剧很久了。我们或许真的应该回到戏曲发展的源头，思考一些最基础也最本质的问题。

王国维说中国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歌舞与人类日常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它不可能如实地再现生活。写意允许适度抽象和夸张。但与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变形不一样，中国戏曲始终在非常认真地描摹生活，只不过在“意”和“有”难以兼得的时候要借助虚拟，把眼睛看不到的“有”转化为心灵能感觉到的“有”——“转虚成实”，并且，为避免过于个性化的虚拟造成信息传递障碍而将一个个“有意味的形式”——程式固定下来，也就是戏曲的“技”。程式就像细胞之于生命、语词之于文章，是一出戏的最小的构成单位。作为构成美和呈现美的艺术元素，程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高度提炼概括，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就像书法线条可以脱离字意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一样，不依赖于剧情和人物，我们也一样可以欣赏水袖的曼妙、唱腔的婉转和武功的惊心动魄。“技”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个性和发展轨迹，也形成了自身的艺术规律和要求，并与人们的审美感受、审美观念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戏”和“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建构戏曲的同时，也建构起了精妙的戏曲表演技法，这是中国戏曲无与伦比的艺术特性。

“技”，最初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戏”而被创造出来的，它的不断打磨也是为了让“戏”更精彩，一旦“技”成了最高理想和唯一追求，戏曲就失去了灵魂。“戏”是“技”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当“戏”被忽视，“技”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更无法精进了。

能否正确认识“戏”与“技”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京剧传承与新剧目创作的质量。在流派创始人相继离去，流派意识却空前强化的后流派时期，究竟应该如何继承流派？是满足于模仿那些被大师们使用过的程式技巧，还是追求那种使大师能够成为大师的流派精神？“不似之似似之”，观众所希望看到的“高水平传承”，不是要求现在的演员简单机械地重复前辈大师的一举一动，而是要像他们那样在深刻体察剧情与人物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审美需求的变化，巧妙运用程式，进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才是流派精神的内核。

由于文人与艺人、理论家与演员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微妙关系，中国戏曲的批评与实践长期存在着两套立场、角度和表述方式大不相同的话语系统，这给很多基本问题的阐释带来了难度，往往大家是一个心气儿，说出来的话却迥然不同。相信这种割裂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演员的社会地位与文化水平的提高、评论家对戏曲创作实践的重视而逐渐消除。

（有删改）

材料一：常去国外的游客发现，国外著名景区的门票价格并不高。比如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门票合人民币39元，美国大峡谷和黄石公园等世界自然遗产公园门票的10美元，16岁以下来成年人免票。与之相比，我国景区的门票价格相对偏高。

门票收入在我国很多景区是主要经济，但过高的门票价格则会限制游客数量，降低景区经济收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单一的“门票经济”已成为制约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6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并指出地方政府对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承担主体责任。各地区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

（摘编自《旅游景区应尽早摆脱“门票经济”》）

材料二：在2007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主要收入是门票销售，其文化衍生品的种类主要是故宫的馆藏复制品，比如铜器、瓷器、书画作品等。这些复制品、高仿品制作逼真，蕴藏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元素，但实际销量却一直不太乐观。有数据显示，2012年故宫门票收入为6.5亿元，而故宫系列的文化产品销售占比不足5%。

从2007年起，北京故宫开始陆续向台北故宫取经，学习他们的文化产品发展道路。2013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了“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专门负责故宫系列文化衍生创意，产品的设计、制作和营销，同时开设多个下属子公司，并授权故宫博物院作为各个子公司的签约主体，通过不同文化公司广泛开展新媒体营销，利用微信、微博、官网、电商等多种渠道，开展市场营销。这些包含了故宫元素的文化产品，不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它的时尚感和趣味性也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截至2015年12月，故宫系列的文化产品已达8700多种，2015年一年，故宫系列的文化产品销售额就突飞猛进，一路突破10亿元，超过了2014年故宫全年的门票销售总额。

（摘编自《故宫系列文化产品的新媒体营销策略研究》）

材料三：中国旅游业发展已经走过40年历程，无论是人们的旅游诉求和出游习惯，还是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和发展模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旅游者由原来景区观光旅游，逐步转变为休闲旅游、体验旅游、度假旅游，旅游活动空间走向城市社区、乡村田园或其他没有围墙、更加开放的自由空间；旅游产业的内部结构也由初期以景区为主逐步转变为多业态并重；旅游发展模式则由以“门票经济”为主导逐步转变为以服务经济为主体，旅游产业收入逐步摆脱了门票依赖，进而引导旅游发展模式由数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特别是随着全域旅游的深入推进，社区旅游、乡村旅游、园区旅游、研学旅行等开放型旅游产品越来越丰富，对传统单一观光型景区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

因此，从我国当前旅游业发展总体趋势以及国家政策导向来看，旅游景区经营走向低价门票、甚至免费开放已经成为时代所趋。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需要政府和企业积极互动、共同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历史性转型。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旅游产业并不绝对排斥“门票经济”。门票是景区产品经营的重要构成，“门票经济”也是种商业模式。许多旅游景区由于资源属性、投资主体、体量规模、内部空间特征等条件的规定和限制，多业态发展的可能性很小，以收取门票作为收入可能是其唯一的选择。

（摘编自《顺应全域旅游趋势，推动景区转型升级》）

御宴簪花

御宴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礼仪。在宴会中，皇帝要按例赏赐出席官员花朵，官员将之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所簪之花俗称“御花”“宫花”。

花象征着喜庆与荣耀，我国古代汉族男子与女子均可簪花，以花为美并不是女子的专利。杜牧有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又咸通年间唐懿宗大宴新科进士于曲江，“命折花一金合，遣中官驰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饮酒’，世以为荣”，可知男子簪花在唐代已是一种社会风尚，不会引起非议。不过，簪花在唐代宴会中有没有成为固定礼仪，现存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如《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没有看到士人簪花的影子。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更为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宋真宗以后，御宴簪花开始盛行起来。御宴簪花礼仪在宋徽宗朝进一步推广，徽宗巡游之时，“卫士皆戴花”，赐宴过后，回宫途中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簪花。”

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可分为赐花、簪花、谢花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宴会结束后，参加宴会的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徽宗朝的三种人工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其次是罗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丽”。再次是绢帛花，材质最为普通，只在接待辽使时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礼俭”。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宋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南宋以后，簪花逐渐淡出宫廷，至明清时期男子已不再簪花，“俗惟妇女簪花”，大致已与今日无异。

（选自《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