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被列为世界上13个最贫水国之一。我国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约为2.100立方米，仅相当于美国的1/5。同时，在我国，38％的耕地分布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北方地区，而干旱少雨导致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比较缺乏。在西北，50％以上的上土地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而其他地区的土地没有灌溉就不能保证粮食稳产、高产。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53，运低于发达国家0.80的平均水平。据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的統计，在灌溉方面，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2010年的5，965万公顷上升到2014年的6，454万公顷，年复合增速2.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稳中有升，从2010年的44.1％上升到2014年的47.8％。在节水灌溉方面，节水灌溉工程面积由2010年的2，731万公顷上升到2014年的2，902万公頃，年复合增速1.50％，节水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呈现波动趋势，在2012年占比最高，为50％，其余各年份在45％上下波动。全国仍有一半左右的耕地面积没有灌溉设施，属于“靠天吃饭”，接近一半的有效灌溉面积仍在使用畦灌、沟灌、淹灌、漫灌等落后的灌溉方式。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是缓解我国水资源紧张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节约型社会、建立水生态文明体系的重要手段。

(《2018年我国节水灌溉行业综合发展态势图文分析报告》)

材料二:

现阶段主要的节水灌溉方式包括防滲渠输水、管灌、滴灌、渗灌、喷灌等。我国的节水灌溉方式大多以防渗渠输水为主，此技术节水约在15％左右，而可节水30％以上的喷灌、滴灌技术在我国尚处于推广阶段。

在全球市场中，美国的喷灌和滴灌耕地面积达到87％，以色列80％以上的灌溉面使用滴灌，瑞典、英国、奥地利、德国、丹麦等国家的喷灌和滴灌面枳比都达到80％以上，从全球节水灌溉设备市场来看，以色列、美国等国家企业的研发和制造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以色列的耐特菲、普拉斯托等企业生产的节水灌溉设备在全球高端市场处于垄断地位。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节水灌溉技术，到90年代后期节水灌溉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我国从事节水灌溉设备生产的企业数量日益增多，现阶段已经超过500家。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有利子节水廀行业的产业政策，从水利、农业、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以及城市园林等行业和领域入手加大对节水灌溉工程的投入。

(《节水灌溉行业发展潜力大高端市场是发展方向》）

材料三:

***诗词的文化气象

杨义

***诗词的数字表达法，与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如《唐诗纪事》卷七所载初唐四杰的轶闻：“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诗词用数字用得多，用得圆熟流转，有的地方简直达到化境。他多用“万”“千”等大数字，顾盼生风，相当出彩。数字可以使语言凝练、声情并茂、气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又有道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如此苍茫的境界,使《世说新语》记述的谢道韫的“咏絮才”佳话，简直成了小儿女把戏。

以数字写战争，战争的规模、目的、民众基础和行军速度，都写得气势淋漓。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如“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反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军区的“围剿”，既有战争氛围的渲染，又有战争气势的张扬，其强烈的审美效果多与数字相关：“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岗千嶂暗……二十万军重入贛，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围剿”中那种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一组数字表现得动人心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数字的使用，在特定战役中呈现出统计学的具体性，在大规模的战争过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呈现出审美学的概括性，比如长征胜利，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的概括；解放战争攻克南京，取得历史性胜利时，大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由于这些数字出自大怀抱、大手笔，又与鲜丽独特的意象进行多姿多彩的组合，在运用手法中又呈现具体性和概括性、空间延展和实践飞跃的多样性及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因而颇有一些数字句成为全篇的警策所在，成为千古妙句。比如《七律・登庐山》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之后，又有数字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答友人》在“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之后，又有数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些数字或为地理方位，或为江流走势，或点亮神话物证，或对天象进行人间剪裁，都令人联想到“李白文章，锦心绣口”，展开了一番别有情致的天上人间的精神畅游和文化对话。

（原文有删改）

南宋时，金国的作者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从此以后，宋诗也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在明代，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还有毛病；李攀龙甚至在一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把明诗直接唐诗，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明代中叶以后的作者又把宋诗抬出来，例如“公安派”捧得宋诗超过盛唐诗，捧得苏轼高出杜甫。在晚清，“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尊“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这些旧事不必多提，不过它们包含一个教训，使我们明白：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里”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摘编自《<宋诗选注>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