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当代社会、网络时代的高点上，我们谈论传统文化，是在谈什么呢？

有人说“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谈日常生活”，这种观点可以说道尽了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因为，对于我们的传统来说也好，对文化来说也好，它们不过是世世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中，是一种生活方式。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谈我们的生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在谈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更谈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风度、我们的气派……

说到中华文化的玄妙处，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昆曲”。昆曲向以“闲雅整肃、清俊温润”的艺术品位著称，被看作是精妙高雅的传统艺术。它不仅是一种传统戏剧艺术形式，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情趣品位，本身就是传统和时尚的结合。著名作家、昆曲制作人白先勇曾制作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他大胆创新，并将时尚作为演出的美学标准之一，力求贴近当代人的日常审美生活，创作了美到极致的画面和舞美，让一部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名剧具有了符合今天审美趣味的时尚色彩。在演出时，人们感叹“太美了，美得惊心动魄，美得让人黯然神伤……”昆曲表演中的水袖柔婉、昆腔曼妙，可谓是对这种“玄妙”美的最好解释，“罕有其匹”。

传统文化是古老的文化，它走自己的路，处处坚持自身特色，但如果要融入社会与时代的大湖，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要求新求异，从文化样式上、审美趣味上体现时代精神。

故宫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故宫推出的一系列“萌系”文创产品迅速蹿红，比如朝珠耳机、“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建筑彩绘“秘密皇宫”与“戒急用忍”等，“故宫淘宝”在其微信公众平台发布《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微信小文，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将有600年历史的故宫这一古老IP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这一系列文化创意之举，改变了文物仿制品素来古典、肃穆但缺少新鲜生命力的形象，切合了年轻人的审美心理，受到众多网友的认同和赞扬。正是这种随着时代生活进行文化创新和艺术个性超拔的努力，让古老的故宫走入当代生活，融入时代的文化之中。这也正合了王蒙先生所说：让我们试着接触一下中华传统文化，看看到底有多少奥妙玄机，可塑可化，真才实力，奋勇前进，得其时矣！

这些年来，我们正努力寻找一个合理的方向和方式来对待传统文化，但现实中，我们看到有的人在割裂传统文化，有的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浅薄和轻浮的解构和颠覆，更有甚者，干脆采取一种商业化的态度，消费传统文化……事实告诉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本就该是亘古常新的，这是其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的秘诀所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就要让传统文化更深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内化为我们时代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最好的传承之道。这也印证了文化和传统的生命力所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寻

杨锦

①日暖云轻的清晨，捋一捋惺忪的睡眼，携一阵恣怠，于巷间徘徊，惬几丝凉意，忆几个暖季。那时，他静憩树旁闲观戏蚁，她端坐窗前捧书低吟。那时，可静赏月景，彼此欢声笑语，但如今却适逢几份雾气已渐看不太清。

②在雾色中踱步而行，似有种雾里看花的意境，巷口的青石板已渐烙印上岁月的痕迹，苔色一层深似一层，似乎在用老者深邃的眼神会意着我：“你还记得什么？”或许它应被我们遗弃，或许应被人们想起。踏着这份沉重的绿意，我仿佛回至从前。

③巷道间，三两好友肩并肩有说有笑，有时彼此抒发愤懑的情绪，有时则互相逗笑，于谈笑间我们俯身静待栀子花的开放，抬头赞咏梅花傲霜斗雪的挺立，直视眼前淡竹昂扬的姿态。我们越走越远，或被栀子花迷住，或被梅花折服，被淡竹所倾倒，已渐渐在雾色中探寻不到彼此的踪迹。

④独倚窗前，一页页翻动着仅余的残页，嗅着，看着，听着岁月的琐屑，几阵雨纷至沓来，或有“风雨故人来”的感受，我想忆起什么，但终被烦躁的心绪打消。

⑤隽几份诗情，只身单骑，或近观戏花，或俯身低吟，间或舞动马鞍飞驰旷野，倦了便用水轻拭去倦意，继而于溪边款款而行。霎时，遥闻几阵羊群觅食的天籁之音，简单而又悠长，清脆而又深远，抬头可窥见毫无他色的天宇，蓝的那么虚幻，洁得那么彻底，竟让我饕鬄般的一览无遗。

⑥路边走走停停，原野上四处探寻，一路有无数的风景，我本应庆幸，我本应欣喜，只是我的心绪已渐觉沉重，不是风景不好，而是很多东西已经逝去。

（节选《散文网精选》）

   ①今天，未必所有人都能拥有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子阅读器。但当你在拥挤的地铁里打开手机阅读一本传奇小说，或者对着电脑用鼠标拖动一本畅销书节选时，电子阅读正不可避免地降临到普通人的生活里。数字出版，特别是电子书出版领域暗流涌动，纷纷“试水”电子阅读器；而民营出版商进军数字出版的步伐更大，继盛大以999元的“震撼价”推出电子阅读器Bambook后，万榕书业称，今后所有图书将在纸、手机、Pc、阅读器上同步出版，万榕书业由此成为全国第一家全媒体出版商。

②甚至，关于传统书籍和电子书籍谁更可读的争执，也已经展开。有人表示，自己仍然无法接受间读电子书，而更喜欢传统纸质书在手指间翻过的感觉。纸质读物的优势，首先就是一本书自有其独特的收藏价值，毕竟当自己使用了一些资金把书买下之后，它就是属于你的东西，而且那种时时洋溢着翰墨书香的纸质阅读对阅读者在人品、情感和文化等方面巨大而难以言传的熏陶作用，是电予阅读永远不可能代替和削减的。但也有人坚称，传统出版物定将消亡，电子阅读代表未来的希望。白于环保的概念在近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宣传、所以纸质读物的存在价值已经慢慢在走下坡路毕竟纸质的东西还是需要通过砍伐树木来实现自身的存在，而且由于纸质读物的重量问题，也不方便携带，再加上数字化信息的飞速发展，人们可以更多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这不仅避免了砍伐树木的问题，还正好利用起了这个3G时代的信息量。故而纸质书何去何从的确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③听上去，似乎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已经开始。新年伊始，中国第一次电子书产业论坛召开，出版商和销售商纷纷参与讨论，规划中国电子书产业的未来。另一则引人关注的新闻是，作家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试图同时发行新书的纸版和电子版，由此产生版权纠纷。《古炉》的纸质书还未面世，其电子版却提前“首发”，人民文学出版社对网易读书频道的这一做法提出了异议。对于出版社而言，“首发”问题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该社事先并不知道贾平凹将作品的电子版权授予网易读书频道。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社在签下《古炉》版权时，合同里也包含了电子版权的条款，因此《古炉》的电子版权应该归属于该社。不过，网易读书频道主编则表示，网易拥有《古炉》的电子版权是无庸置疑的，而且是经过贾平凹本人授权的独家、首发、全本电子版权。这场纠纷，□□把它看作一个版权归属问题，□□说是为新旧两种阅读方式的断裂提供了佐证。

④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阅读方式的孰优孰劣。唯有那些重视“阅读”内容本身的人，才可能体会一个浅显的道理：阅读的本质，是不会随着工具的变化而转移的。

⑤无论是在蕴含最新科技手段的电子阅读器上，还是在平实或装帧华丽的传统书本里，一本书不会教会人不同的东西。如果说阅读所追求的本质是内容，那么，这个内容是由油墨印刷在纸张上，或是由“电子墨水”显示在电子屏上，又会有什么区别呢？阅读工具改变的是阅读者的附带体验。喜欢传统书籍的人，或者是习惯了书本的翻读方式，或者是重视由纸感、墨香等组成的文化气质。而电子书痴迷者，可能为携带方便、查阅简单等原因而感到满意。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子阅读器的出现给人更多选择，也带来更多新意。但它只能做这么多。在纸张上还是电子阅读器上读书，既无法改变一个人对于图书内容本身的汲取和理解，也无法改变读者由读物本身所得到的学识和智慧在完成将内容传递给读者这一工具性作用之后，阅读手段就退隐了，书的本质作用开始显现。

⑥当然，读书历来是一件掺杂着多种复杂情感的事。所以，坚持传统阅读的人和将传统书本换成一个薄薄的电子阅读器的人，都能找到合适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私人性的，都值得尊重。如若将这些私人选择对立起来，显然很不明智。

⑦作为产业的电子出版，是出版商和销售商占领市场的一种新策略。但对读者而言，过分纠结于传统书籍和电子书籍的优劣，恐怕不是件好事。但愿对阅读方式的过度关注，不会掩盖阅读内容本身。因为毕竟，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读，书还是那本书。

（原文载2011年1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一

味精在都市传说中有许多危害，版本也不尽相同。许多人“相信”味精有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认为它是“化学工业品”，虽然味精亮晶晶的，好像一种化工产品，其实它和酱油、酷一样，都是一种酿造产品，可以增进人们的食欲，提高人体对其他各种食物的吸收能力，对人体有一定的滋补作用。

味精的诞生和使用只有百年的历史，但对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美食大国而言，没有味精，依靠各种天然食材混搭也能捉出鲜味来。据说，古时“鲜”字的写法本是三个鱼字。鱼本鲜中之最，三个鱼就更鲜了。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御厨易牙首创了“鱼腹藏羊肉”这道菜，从而开创了天然食材混搭提鲜之道。

古人最常用的是食材混搭煮制高汤提鲜，俗话说，“艺人的腔，厨子的汤”，制作出优质的清汤或奶汤，是使菜肴増鲜的最佳手段。在发明味精前，高汤几乎是全世界每一个专业后厨的必备品，用高汤代替水是让菜品变得更加鲜美的利器。中餐的开水白菜、鱼翅捞饭需要鸡闷火腿清汤和鸡爪猪肉浓汤；日料寿喜烧、茶碗蒸需要柴鱼昆布高汤“出汁”；意大利炖饭需要鸡高汤；西班牙海鲜饭需要鱼或者海鲜高汤；当然还有各国素食里的素高汤等等。

制汤俗称“吊汤”，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捶牛羊骨令碎，熟煮，去汁；掠去滓末（沫），停之使清”（《齐民要术》）的制汤法；后来出现了一种“捉（提）清汁法”，其做法是：将鸡汤、鴨源或肉汤放在锅中烧煮，然后将生虾捣烂，和入甜酱、酱油，再授进汤中，等汤沸腾，泛起浮沫，即撇去，如此三四次，捞去虾渣，即成清汤。

除了采用高汤提鲜外，古人常将蟹肉、蟹油、蟹黄用猪油“炼”后收贮起来，俗称“蟹油”，供制作肴馔时用。这种方法，江苏、渐江民间至今仍颇盛行。无论烧菜、剀馅，还是下面条，都可以放入适当的“蟹油”，其味之鲜，不可言传。

此外，古人还常将一些比较鲜美的食品原料磨成粉，制作成原始的“味精”撒在菜肴中以增鲜。如清顾仲所撰的《养小录》中就记有用笋粉和蘑菇粉提鲜。清朝时期的鲁菜成为宫廷菜的重要原因，鲁菜师傅能从各地海鲜里提出鲜味来，比如将海肠子烘干研磨成粉，做菜时撒进去，这种原始的“味精”使得普通的菜肴立马变鲜。

二

1908年，一位名叫池田菊苗的日本东京大学化学教授在喝了羹子做的海带黄瓜汤后，发现味道特别鲜。“海带和黄瓜都是极普通的食物，怎么会产生如此的鲜味呢？”池田充满了疑问。从这天起，池田教授就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起海带的成分来。半年后，他从10公斤海带中提取出0.2克谷氨酸钠，只要在汤里放一点点这玩意儿，立刻就能增加汤的鲜味。

谷氨酸钠是一种氡基酸一一谷氨酸的钠盐，谷氨酸是组成蛋白质的20种基酸之一，只要食物中含有蛋白质，就含有谷氡酸。但是结合在蛋白质中的谷氩酸是没有味道的，只有当谷氨酸游离出来时才能刺激舌蕾上的鲜味受体，谷氨酸由酸变成盐时更容易电离，也就更有鲜味。

其实谷氨酸钠最早是1866年由德国化学家里德豪森研制成功的，他当年是从植物蛋白中提取的这种成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这种产品在欧洲并没有批量生产。池田菊苗认识到了谷氣酸钠的商业价值，想到了该怎样用工业方法生产谷氨酸钠。当时一位名叫铃木三朗助的日本商人，正和他人共同研究从海带里提取碘的生产方法。当他看到池田教授的研究成果后大为振奋，立刻决定生产谷氨酸钠。池田和铃木的合作很快就结出了硕果。不久后，一种叫“味之素”的商品出现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店铺里，广告语是“家有味之素，白水变鸡汁”。一时间，购买“味之素”的人差点挤破了店铺的大门。

三

“味之素”传入中国后，这种奇妙的白色粉末让日本企业获得了巨额收益，日本人对谷氨酸钠的提取工艺严格保密，企图长期垄断全球市场。1921年，一位名叫吴蕴初的中国人利用空余时间，和夫人一起，在上海租用的一处住房的阁楼里，开始研制提取谷氨酸钠的技术，经过不懈努力，他发明了生产谷氨酸钠的水解法。

工艺成功后，吴蕴初寻找投资人合作建立了“天厨味精厂”，并且在吴蕴初的提议下，采用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佛手”商标。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一上市，立即打破了日本“味之素”的垄断。从此，味精进入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厨房，并随着中餐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中华饮食文化永久联系在了一起。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台湾发酵之父”的苏远志利用生产蔗糖的废糖蜜作为细菌发酵生产味精的培养基质，大大降低了味精的生产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因为苏远志的发明，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每年节省进口小麦外汇400万美元，同时外销味精赚进600万美元。到了1981年，我国台湾味精外销量达12353吨，取代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节选自母冰《味精：舌尖之鲜的奥秘》

孝子培养不能舍本求末

郁喆隽

《论语》：“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孔子的话提出谈论“孝”的两个重要方面：“孝行”与“孝心”。有了孝心自然会有孝行；换言之，孝行是孝心的自然流露与结果。孝心是本，孝行是末。

近日媒体报道，某学会近日启动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主要针对4-6岁儿童，辅以考评、证书和跟踪等手段，计划5年培养百万孝子。此举恰恰是在培训儿童短时段的孝行，而忽视了长时段的孝心培育。此外，在该工程的推广和宣传中，充满了大工业时代的词藻、语汇和思维。它自身好比是一个批量生产孝子的流水线，而那些儿童孝子就是它的产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些“产品”的质量如何，保质期有多久。

孝的教育应当培育“孝的精神”，即把“孝”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内在化到青少年心灵中。而那种将教育视为工程的技术思维，仿佛将“孝”视为人的一个“插件”，通过短时间的“加工”即可外在地获得，并且终身有效。这种教育理念上的偏差，导致该工程从一开始就有舍本逐末之嫌。没有孝心的孝行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将“孝心”还原成“孝行”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恰是这个时代鲜有孝子的深层原因。

社会化理论指出，由特定机构，如学校、培训机构执行的狭义教育，只能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起到很小的一部分作用；很多其他环节，诸如家庭、亲友、邻里、社区、媒体等广义教育，都可能对青少年的社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社会化的偏差。单纯狭义教育不是培养出“孝子”的充足条件；只有广义教育的每个环节都对了，才能培养出“孝子”。这类似于所谓的“链条原则”——链条的整体强度取决于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当链条被扯断的时候，断裂的永远是其中最弱的一环。

社会学家们普遍认为，家庭对社会化的作用是最大且不可替代的，因此被称为“首要社会化”。从近几年的案例来看，家庭恰恰是上文所述的培养孝子过程中最长、也是最为薄弱的一环。今年3月，刚下飞机的男青年汪某因为母亲不能向他提供留学日本的费用，在浦东机场拔出两把尖刀刺伤母亲，后被媒体称为“机场刺母案”。庭审中汪母表示，自己为了工作需要长期出差，与儿子的沟通出了问题，而且平时也不注重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可以说，可怜人也有可恨之处，汪母既是受害者又是其子行为失范的责任人。培养孝道的主要领域是家庭,家庭中的示范、榜样对青少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孝道之所以能延续，其实质乃是好的父母与儿女相处关系在家庭中每一代人身上的重新体悟和建立。以此观之，由某个家庭之外的机构来执行“孝子培训”，不仅在其有效性上值得怀疑，而且有越俎代庖之嫌。

公域（社会机构）对私域（家庭）的直接干预本身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副作用”。一个外在的孝道规范，将抑制每个家庭直接参与对“孝道”的现代诠释，从短期来看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干涉了家庭的自主性和孝道的可持续性传承。

笔者无意质疑“孝道教育”在这个时代的必要性，但要时刻注意“入门须正”和“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道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节选自《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