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改编与阐释始终根植于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之中，在动画电影的发展史上则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以上海美影厂的作品为代表，例如《过猴山》《宝莲灯》等，都实现了中国电影民族性追求在影像形式、风格与技术上对西方话语的革新与超越，也借助它们对经典文学或民间故事的影像化重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文化标识注入至“中国故事”之中，在国际上形成了能见度极高且被公认的“中国学派”。

这些电影对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影像化改编，首先是一种内容上的重构，是以电影这种媒介形式对文学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演绎。正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对哪吒形象与经历的塑造、叙述，并未拘泥于仿造《西游记》或《封神演义》中的旧有叙事，而是努力使之与现代审美观念无限趋近，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当代意识。在片中，李靖与哪吒之间的刻骨仇恨被置换为崇高的“父爱”．被哪吒“抽筋剥皮”的小龙王敖丙则成为了纯粹而崇高的友情象征，曾经悲壮而残酷的哪吒自刎被替换为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天劫”……由此可见，这部影片中的哪吒形象和他的故事，已与名著与传说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之前多数引起市场轰动的经典改编作品，也几乎都依循了这种颠覆性的模式，例如逍遥浪子形象的许宣（《白蛇·缘起》）、顽童形象的唐三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与追求自由恋爱的“天神”（《大鱼海棠》），等等。

但是，这种在表面上看来过度解构经典的创作倾向，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如今对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负面评价，亦多集中于对其颠覆传统文化或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哪吒形象与经历的不满。但是反观这些影片的拥趸，则多数抱着自顾自的娱乐心态，把影片满足个体价值认同摆在突出位置，鲜少去思考影片与主题之间的关系，或者根本不去触及。

两种意见之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断层，究其原因，正是杰·瓦格纳所谓的“近似式改编”所致——影片虽以一种与原著近似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观念进行创作，但实际上却与原著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构成了另一部艺术作品。

有意思的是，西方影视作品对文学经典或民间传说的改编，多集中于莎剧、圣经故事和希腊传说。例如，近期被翻拍的《狮子王》取材于《哈姆雷特》，经典音乐剧《西区故事》的主要情节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纸牌屋》的故事内核源自《麦克白》，《七宗罪》《黑客帝国》等都是从圣经故事中汲取灵感，《诸神之战》《特洛伊》等则源自希腊神话。

可以看出，西方的这些改编作品也几乎都采取的是“近似式”的改编策略，原文本自身并不会为影视作品提供一个“超稳定结构”，而且改编作品之中无不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当代意识。塞吉欧·莱昂内曾说：“阿伽门农、埃阿斯、赫克托尔是过去的西部牛仔的原型，西部片中的人物则被导演搬进了神话世界。”也就是说，当经典文本通过改编穿梭至电影银幕之上时，它们之间的外部结构已然失去了相似之处，使之产生关联的只有由原文本所提供的“最大公约数”。

（摘编自郑炀《中国电影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

高崧墓志与《兰亭序》

日前，南京东郊东晋名臣高崧墓葬有重大发现，其中出土的两方珍贵的楷书字体砖质墓志，重新引发了60年代就王羲之《兰亭序》真伪之辩的话题。这两方楷书实证资料，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东晋名臣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日前发掘的高崧墓中出土的两方墓志，上书“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墓中还出土了铜砚、墨等书写用具，说明书法在当时已比较流行。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

在与高崧同时代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最为著名，因而，《兰亭序》的真伪之争也最令人关注。据史载，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与42位朋友到山青水秀的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市郊），饮酒赋诗26首，最后由王羲之乘着酒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了脍炙人口的《兰亭序》，全文28行，324字，字字精妙。王羲之对自己的这一作品十分珍惜，并作为传家之宝，直传到七世孙智永禅师的弟子辨才手里时，那已经是唐代了。唐太宗得到后，十分高兴，让人临摹了多本，分别赐给太子、诸王、近臣，从此《兰亭序》摹本散落人间，而真本则被唐太宗殉葬昭陵。这就是《兰亭序》的传说。

首次对王羲之《兰亭序》提出质疑的是著名学者郭沫若。他根据当时60年代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志均为隶书字体这一事实，推断晋代根本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特别是王兴之是王羲之的族亲，可见，《兰亭序》应属伪作，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真迹摹本，也值得怀疑。但这一观点引起了南京著名书法家高二适的反对，他认为现存《兰亭序》应为王羲之真迹摹本，不仅因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贴摹本也可证明楷书字体在六朝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由于高二适的声望远不及郭沫若，观点不能发表，高老就把文章交给他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章士钊又呈给***主席。毛主席还专门作了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场学术争论影响很大，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郭沫若说：“还是以后等考古发现吧！”

今天，东晋高崧墓志的出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句号。

集聚网络正能量

潘益大

①今天，当万千人们大梦初醒，起身拉开窗帘，窗外世界一切如常，所谓的"末日预言"不攻自破。

②可仅仅隔夜，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末日预言"还在演绎着五花八门的各种版本，甚至网上还有兜售"末日"商品的离奇信息。这中间（   ）混杂着商家蓄意的炒作，掺和着人们的恶搞与调侃，（   ）由于网络的有意无意传播，确也多少在一些无知人群中扩大了社会恐慌情绪。

③这已经是一个普遍公认的现象，每当社会上发生什么事，网络得益于技术的优势，总是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在多数情况下集聚的是社会正能量，却也不时宣泄着消极的负能量。这种正负能量在网络同存并行的格局，既彰显了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无穷魅力，也增加了网络管理的难度。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互联网立法的诉求与日俱增，正显示了各国对维护自身网络安全与公信力的一种极大关切。

④目前，中国互联网用户已多达5.5亿人，要保持如此庞大人群的有序运行，既给政府的社会管理出了难题，也对所有网民提出了自律要求。应该看到，由于我们缺乏网络管理的经验，特别是网络立法的滞后，当下的网络侵权、网络伤害、网络暴力、网络犯罪已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不但危及了互联网的正常运营，实际上已损害了公众包括网民在内的实际利益。比如，由网络诈骗形成的各种地下产业链，已导致众多网民以及非网民的受骗上当，而由网络上的个人信息倒卖造成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扰，早已是人人喊打的祸害公共秩序的大敌。

⑤正是鉴于这样一种严峻的网络态势，有专家疾呼，如果我国不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步伐，将会带来公民对个人信息安全缺乏信心、互联网公司收集不到有效信息、社会公信难以形成等问题。这中间，由于缺少相关法律，对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谋取巨额利润的一些商家甚至不法分子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由此，进一步打击网络犯罪，加强完善互联网立法已成为维护网络安全的大趋势。

⑥其实，在论及互联网时，人们说得最多的通常是两句话，即：网络无国界,__________。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律真空地带。互联网技术愈是不断升级，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也必将日臻成熟，其基本共识是，任何人在网上传播信息都不可突破法制的边界。环顾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我国，全国人大早就有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实际上是互联网通行规则的集中体现。近来，许多有识之士"关于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等建议频频见诸媒体，更凸显了民间对加快网络立法进程的强烈诉求。

⑦网络传播不可超越法制边界，既是确保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所有网络表达遵循公序良俗的呼唤。如果说法制的规定具有强制性质，那么，要克制种种非理性的越界冲撞，防止不恰当的情绪化失控，则更多的需要民事主体行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和维护国家利益，符合善良风俗，以免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是规范现实生活的行为通则，也完全适用互联网的运行要求。并非因为网络属于虚拟世界，因此误以为可以不受公序良俗的约束，网络既非法外之地，遵纪守法便是网络表达起码的义务，这是对网络行为的规范，也是对所有网民正当权益的保护。

⑧时至今日，据我有限的观察，对于网络公序良俗规制的认同，已经日益成为网民们的集体共识。仅就微博而言，今年以来，无论是对公益爱心的热切关注，还是对网络反腐的跟帖声援；是对正义公平的由衷讴歌，还是对不良恶行的无情鞭挞，绝大多数博主的表达都能做到有理有节有度，即便有个别失范行为，也常会有网民互相提醒修正。由微博传递的正能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正在成为网络表达的主流，得到越来越多网民的认可接纳。这种建立在公序良俗基础上的自律行为，是互联网在我国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也为我们进一步强化网络法制提供了良好基础。

（选自《文汇报》2012.12.21）

谈中国诗

钱钟书

①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独个的美一一分辨出来。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因此，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

②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③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④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⑤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⑥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⑦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节：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

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

农夫倦步长道回家，

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

微风收木末，

群动息山头。

鸟眠静不噪，

我亦欲归休。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⑧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