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至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出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经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文学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与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诺奖的在意与不在意

诺贝尔奖各奖项名单的陆续公布，又不可避免地引来了舆论乐此不疲的“诺奖情结”。看重诺奖的一方，头头是道地列举为什么我们出不了诺奖。不屑诺奖的一方，则条分缕析地劝慰诺奖不代表什么，只是组委会一家之言。

其实，只要沉下心来，去感受那一个个发现，是在怎样艰难的研究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没有错过那么多的偶然和必然，才终于脱颖而出。那么，该以什么心态看待诺奖，不言自明。

1965年，两位年轻的天文学家做实验时，受到一种噪声影响，他们用胶布盖住每一条接缝和铆钉，仍无济于事。而就在50公里外，迪克为首的科学家正在寻找的，就是这两人想努力除去的东西——宇宙大爆炸残留下来的背景辐射。幸而，他俩恰巧把电话打给了迪克寻求帮助，迪克小组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了它的性质。但是，获得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却是这两位误打误撞的天文学家。

两位年轻人当时没有拿奖的雄心壮志，只是在做一个普通实验而已，出于严谨的态度，对细小的噪声困扰没有忽略，又碰巧遇到吐露实情的同行而不是藏私小人。这一次的诺奖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源于几位学者的学术操守。

20世纪中叶，穆利斯发现了复制基因的方法，奠定了遗传科学的基础，他因而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但穆利斯的发现，是基于一件实验室的微生物珍品。由于一对生物学家夫妇，从池边舀起黄色的浮渣，带回去研究了一辈子，才发现了这世界上第一批极端微生物。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对夫妻如此不可思议的钻研行为，诺贝尔奖不会落到穆利斯头上，基因遗传学也许至今还未面世。因为千万默默无名的前辈科学家毕生的研究，才铺好了一切基础，让后人终能在未来某个时刻碰撞出惊世发明。

只要你愿意细读科学背后的资料，是交织着何等复杂的运气、积累了多少人的心血，那么你便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在这沉甸甸的、血泪交织的深厚历史面前，仅以诺奖来评判，是多么浅薄的心态。

但诺奖无疑是一种肯定，任何来自学界同行的认同，都会让科学家感到欣喜。所以，到了全球化的21世纪，还急着和诺奖划清界限的故作清高，同样也是别扭、不可理喻的。那只能说明对研究的热诚和在意并不够，或者酸葡萄心理太严重。

整个波澜壮阔的科学史，可以让你充分感受到前人是如何为研究如痴如狂的：家境富裕的卡文迪时常有惊人发现，却从不乐意公开；近代思想界，有学问的英国人都喜爱去“敲石头”，野外地质学曾经吸引了整个上流精英，甚至还有一位研究头骨的学者，遗嘱是希望自己的骨头能够成为人类头骨标本……

不难想象，在这样对科学你追我赶的真正兴趣面前，中途得个奖，他们或许会抬头一笑，随后再皓首穷经于手中的研究。当全社会的氛围都聚焦于科学本身，被这些发现牵动得或喜或悲时，诺奖的意义自然是这样：它是锦上添花，是科学史的陪衬和收获中的沧海一粟，从来不是重要到可以评判功过的利器，但也从来不是轻视到被弃如弊履的鸡肋。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界定：广义上，以题材分，指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严格意义上，以作家分，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管哪一种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以少数民族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以少数民族为写作题材，还在于它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一个民族的心声、介绍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无疑，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理解、提振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构建中国边疆的文化软实力、对外产生文化影响，都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其优点在于他们成长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化从意识、价值到社会、物质等各个层面都有优先于其他民族的体验，这样使他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能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都能够进行创作，也完全有可能产生好的文艺作品，例如雷振邦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音乐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完全是由作家的身份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其次才是作家身份文学。如果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作家的身份文学，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以身份和身份认同作为标志，也可能对作家的视野和思维造成不可避免的局限，从而带来创作的局限性。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处理好身份认同的平衡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必须要有自我身份认同，这样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立场，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化的精髓，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另一方面应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立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去思考人类共同的关注和命运，写出一部民族心灵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兴趣、心灵的共鸣和共同的关注；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认识民族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文化交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目的在于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如果丧失了这些资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也就没有了和世界对话的资本。只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形成不同民族相向而行的共同文化、满足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需求，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要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关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如果没有走向世界，那么永远都是民族的，而并非世界的。因此并非固守民族的立场就可以成为世界的，这样的结果是会被世人边缘化，走向自我消亡。二是关于主流和非主流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常常被看作是非主流，由此产生了长期的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产生这种思维误区是因为没有认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根本考量在于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主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的。而没有认知度和认同度的文学，必然成为非主流，被边缘化，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样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具有世界的视野和人类共同的关注，用少数民族文化这只手去拨动人类共同的心弦，用少数民族的声音去震撼人类共有的心灵，才是根本的繁荣之道。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