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7 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312.8 亿件，共消耗约32 亿条编织袋、约68 亿个塑料袋、37 亿个包装箱以及3.3 亿卷胶带。光是一年消耗的快递包装盒所需的瓦楞纸箱原纸就多达4600 万吨，相当于消耗了7200万棵树。

据了解，目前中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的实际回收率不到10%，包装物总体回收率不到20%。其中以聚乙烯、聚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塑料和胶带等最难降解，这些包装材料在自然界中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降解。大部分的快递纸箱在经过一次使用后被丢弃，能够回收再利用的并不多。而消费者对于包装的分类处理意识不足，加大了回收的难度。为了保证货物能够完好无损地被送到消费者手中，多数商家选择用塑料胶带对包装进行加固。缠上塑料胶带的纸板箱被送到造纸厂打纸浆时，胶带的黏胶会影响过滤器工作，从而造成机器损坏，所以缠有过多胶带的纸板箱回收时会被全部丢弃。纸盒等可回收的快递包装，如果和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被污染后无法再回收。消费者则表示，快递站点或社区内没有快递包装的回收点，导致快递包装大多进了垃圾箱。

增长中的快递量

2012～2016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及其增长速度图示

（摘自《快递包装垃圾成灾购物狂欢后遇绿色难题》，2017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为解决快递包装产生的污染，近年来各方都开始积极行动。国家层面，《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出台，引导快递业的绿色发展，规范快递包装的使用。菜鸟、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也积极响应，从推行“无纸化”电子面单，到推行共享快递盒、可循环快递袋等，都在力争减少快递包装污染的产生。但记者在走访北京多家快递站点后发现，大多数商家尚未使用这样的绿色包装。对于全国上千万小电商卖家来说，成本较高是他们不愿使用绿色包装的主要原因。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总工程师曲睿晶指出，包装物材料替代、点对点回收、建立绿色账户等措施，有利于提高包装物的回收率，但对于电商平台、快递公司及消费者来讲仅仅是开始，其示范性远远大于实际可操作性，要成为趋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自《“双11”绿色化关键在于源头控制》，2017年11月17日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材料三

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建立了相关法律法规。如德国1991 年、1997 年先后出台《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包装回收再生利用法》，强化对快递“绿色化”监管。在日本，由消费者负责将包装废弃物分类，政府部门负责收集已分类的包装废弃物，私有企业获政府批准后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再处理，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建成社会化的快件包装物回收体系，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也减少环境污染，还可利用再生资源创收，可谓是一举多得。我国现有标准只是行业规范性标准，缺乏强制性，难以对各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约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快递包装问题确实到了必须立法予以解决的时候了”，足见快递绿色包装立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摘自《做好绿色快递“加减法”当多措并举》，2018 年9 月25 日中国物通网）

多巴胺与人的幸福感

多巴胺是一种脑内分泌物的化学物质，简称“DA”。它 是一种神经传送素，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感觉，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人们对一些事物“上瘾”主要是由于它。我们的情绪，尤其是幸福和快乐的情绪，统统受多巴胺控制。在充足的多巴胺作用下，我们可以感觉到爱和幸福。而从另一方面看，人的一切精神性不良也都是有多 巴胺方面的生理根源的。看到了多巴胺与人的精神状况以及人的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必然产生这样的追问：通过技术手段寻求人的精神幸福的前景如何？

既然多巴胺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只要我们在技术上能够人工合成多巴胺，将其植入缺少它的那些人的脑内，似乎就为我们解决了精神或情绪问题，从而也增强了人的幸福感。在目前人们的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而幸福感如此匮乏的年代，如果技术能为我们解决幸福感的问题，无疑是发挥了最重要的人文功能。传统的精神幸福是靠人文手段解决的，即使在物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如果具有丰厚的人文追求，人也是可以获得幸福感的，所以印度人才能拥有和新加坡人相同的幸福指数。这表明，至少在目前，人文手段的作用依然是很大的。

问题是随着技术手段的作用日益增大，这种技术在将来是否会成为获得幸福感的主要手段？这种技术手段是否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一是这种幸福感的真实性问题。这种幸福感可恰当地被称为“人工幸福”，因此多少带有“虚拟幸福 ”的性质，甚至与“虚假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它是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幸福？二是这种幸福感的内容问题。由技术手段造成的幸福感似乎是无对象无原因的幸福感。与在人文手段中，由有人文内容的对象激发了多巴胺的分泌从而导致了一种愉快的感觉不同，它是仅有多巴胺而无内容所导致的高兴。这种无原因、无对象的喜乐是否还属于精神正常的范畴？三是这种幸福感的持久性问题。因为较多的多巴胺从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不平静，而不平静就是一种消耗，就是付出生理和心理代价而获得的幸福感，是一种原则上不可能持久的幸福感。四是这种幸福感的负面作用问题。首先，采用技术来解决心情好不好的问题，很可能形成技术依赖或“技术成瘾”，这类似于药物依赖和成瘾，这就是吸毒成瘾和上网成瘾的机理。其次，如果我们在多巴胺的控制下，无论面对什么境况都保持幸福感和快乐的心情，不再有不满和愤怒，无视现实的阴暗面或忘掉人世间的罪恶而保持幸福感是否就成了阿Ｑ式的精神麻木？多巴胺是否就成了一种精神麻醉剂？

所以说，无论多巴胺这种技术方式在造就幸福感时多么有效，它都不可能解决精神的内容问题，从而不可能完全取代以创造精神内容为圭臬的人文手段的作用。我们要合理追求一种技术与精神的适度融合，人文对技术手段的完全拒斥和完全归顺都是不可取的。

（摘自《社会学家茶座》总第16期）

对“问题老人”现象，有各种解释，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句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一断言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症候对个体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

首先，如今的中国城市社会，是一个大移民社会。当我们说“这一代老人”的时候，对象事实上非常含糊。一般理解，就是那些不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他们已经退休或到了退休年龄，而且体力尚好，大部分出生于共和国成立前后10年。这一代老人最大的特点是跨越了农业中国和工业中国两个大时代。此外，其中大部分人还跨越了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两个空间。这一代老人，就是跨越了这“猝然发生”的变化，来到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

这些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与周边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建基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生物血缘纽带，而是立足于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契约规则纽带。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面对自然人，舆论的力量大打折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更是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处在“匿名”状态，自我约束意识就会削弱。

其次，技术性孤立也是“问题老人”出现的重要原因。

人的孤独存在，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显著区别。过去，客观地看，它是中性的，既不积极也不消极，从情感出发，孤独存在就是一种病态。而今天，强大的技术让它不再是一种病，而是人的正常又甘愿的存在方式了。这个强大的技术，是智能手机终端及其后面的整个支持性技术系统。一开始，是年轻人随时随地都在玩手机，而近些年来，老人也被传染，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一种技术导致的自我孤立，但技术让孤立本身变成了一件深具乐趣的事情。结果是，人们在情感上和生活问题上彼此需要的程度下降了，人类的社会结合本能也在退化。不可避免地，人也会变得自私，变得对自身越来越爱惜，但对他者的戒备和敌意却在不断升级。没有责任感的自爱，作用于他人便是敌意。

这是个社会大背景的问题，在整体层面上往往无计可施。对“问题老人”，空谈社会教育或重复道德教条都没有意义，或许只能寄希望于个体的自我救赎和家庭成员的协助矫正。我们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用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些老人“浪子回头”——没错，这个说法非常尴尬。

（摘编自《问题老人与时代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