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士人和私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人和“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周代，士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们极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降入庶民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这一说法的出现，士民、商民、农民、工民的划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
士开始大量沦为士人，是在孔子前后。与此前的士相比，他们地位下降了，从贵族降为庶民，但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除由士而来之外，士人的产生还有两个途径：王官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前者如《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太师挚等乐官散落民间，成为士人。后者则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庶民因此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从而进入士人的行列。士人没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不像其他庶民那样从事耕作等固定的职业。他们最重要的特长是知识和技能，多以此往来于各国，寻求赏识自己的君主。
士人的兴起与诸子学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诸子之学，其实就是士人的学问。和王官之学不同，它出现在民间，因此也可以叫做私学。所谓私学，可以从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看。教育意义上的私学是指民间的教育，学术意义上的私学主要指诸子的学术。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术，原本为官府垄断，是所谓的王官之学。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但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士人的兴起和活动，使得培养士人成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教育上私学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私学聚徒讲授之风的孔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收授弟子，没有门第的要求，所以很多弟子如颜渊、子张等都出身寒门。孔门教授的内容，主要仍是《诗》、《书》、礼、乐，但他已经把新的精神注入到了旧的文献中。譬如他把“仁”作为礼的基础，就与过去对于礼的理解不同。在这种教育中，新的学术和知识其实已经诞生，这就是诸子学。
诸子学的自由和创造性是官学无法相比的。对于王官而言，知识仅仅是职业，他们的态度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没有反省的精神，因此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但士人不同，流动不居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摆脱某种权力的束缚，从而对知识以及当时的政治进行反省，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得益于此。
（摘编自王博《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士”在周代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拥有专门的知识技能，但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其地位出现了上升和下降两个方向的变化。

B．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一方面打破了原来稳定的社会秩序，让时局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让思想文化发生新的变化，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C．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不像农民、工匠和商人那样有固定的职业，他们大多来往于各诸侯国，凭自己的学问游说国君，居无定所，仕无定主。

D．士人虽然社会地位下降了，但他们在失去贵族身份的同时，也因摆脱了对特定贵族的依附而获得自由，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特殊知识阶层。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诸子之学与王官之学不同。前者是士人的学问，代表当时新的学术和知识，自由而富有创造性；后者是被官方垄断的学问，因袭传统，守旧僵化。

B．孔子对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贡献极大。他开创了聚徒讲学的私学教育，促进了知识的普及，而且在授课中赋予传统文献以新意，使诸子学得以诞生。

C．春秋战国时期，官方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等，授教对象为贵族；私学教育虽也以教授这些内容为主，但学生包括了庶民。

D．“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既可指与官方教育相对的民间教育，也可指来自民间的诸子之学。私学的兴起，是东周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士人的兴起促成了私学的出现；另一方面，私学也促进了士人阶层的壮大。

B．私学的兴起不仅让寒门子弟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利于知识的普及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C．百家争鸣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士人摆脱权力的束缚之后，以自由独立的身份，对传统知识和现实政治进行了反省，发展出了新的思想。

D．王官是指在周朝政府中掌管各种学问、技艺的文化官员，但随着王权的衰落，一些王官流落民间，进入私学，对私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下列小题。
“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为什么“士”成为治国人才的主要呢？这是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一个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养和经典教育的产品，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识技能。
如果想了解科举为什么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便已在中国萌芽，而且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能不从“士”的起源和流变说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与此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两家在思想上虽有分歧，但却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为“士”阶层的最重要的任务。孔子“士志于道”的名言已对于“士”的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墨子处身于战国初期，“士”在政治上已远比春秋时代活跃，所以他更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积极方面，他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消极方面，他更发出警告：“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从公元前5、4世纪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经艺”于子夏和鲁缪公敬礼子思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中叶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网罗“学士且数百千人”，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礼贤”机构。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当务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纵在“士”的手中。但当时的“士”都是所谓“游士”，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人数十分庞大，又经常流动于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的势力。正因如此，当时衡量一“国”或一个政治集团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竟成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
（节选自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有改动）
【小题1】下列选项中关于“士”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科举很早已在中国萌芽，“士”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被纳入行政系统的，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B．“士”的综合素质是当时社会各阶层中最高的，他们为当时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C．“士”的原型主要是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这两大学派的倡导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

D．春申君、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等“战国四公子”及吕不韦等都拥有众多的“士”，这是他们政治及经济实力的表现。

【小题2】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士”曾经是古代贵族中身份最低的一级，后来逐渐被各国国君所看重，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B．春秋时期起，“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从而使“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文士”。

C．儒家学派的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他们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社稷的珍宝，认为君主应该善待他们。

D．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礼贤”机构，受此影响，各地君主纷纷有礼贤之举，如魏文侯礼遇子夏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羡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是一个可以认真思考的问题。下面仅以邓艾、钟会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悲剧为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
伐蜀之役由司马昭的亲信钟会为主帅，邓艾受命率领偏师。钟会统帅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尽管最初魏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蜀国大将姜维依仗剑阁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依然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权。此时，邓艾决定放弃原来与钟会汇合的计划，改走阴平小径，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进而一举灭亡蜀汉。
钟会与邓艾二人背景迥异，钟会是名臣钟繇之子，出身于汉末最有声望的士人家族，与司马昭关系密切。《世说新语》中记载，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相约出行，钟会迟到，司马昭戏谑时故意提及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时人重孝行，与人接谈中触犯对方家讳是严重的冒犯，但反过来，如果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也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有捷才的钟会不甘示弱，用“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予以反击。这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另三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这种妙对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士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
邓艾出身低微，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靠积累军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他本人口吃，与讲究捷悟的文化风气格格不入。或因如此，在争功一事上，邓艾最后可谓冤屈而死，跟随他灭蜀的部下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封赏。
由此可见，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和封闭性。实际上，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又在文化上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认同。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节选自仇鹿鸣《魏晋风度倡导了怎样的社会风尚》)
【小题1】下列有关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时代的社会阶层逐步固化，使出身卑微的的个人不大可能获得身份突破。

B．邓艾灵活指挥，改变计划直取成都，在伐蜀之役的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C．司马昭戏谑不避钟会家讳，证明二人关系密切，也表现出他们的名士风度。

D．一般来说，具有秀美的仪容和高雅的谈吐两个基本条件才能成为魏晋名士。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段提出问题，统领全文，引导人们对魏晋名士和魏晋风度做深度思考。

B．文中简述伐蜀之役，强调钟会、邓艾的功劳，为论述二人的最后结局做准备。

C．末段得出结论，指出魏晋风度不过是世袭官僚阶层的趣味趋同，具有排他性。

D．主体部分使用举例论证、对比论证，证明语言表达对魏晋名士的重要作用。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风度植根于士族官僚阶层，对后世正面影响较大，但其局限性常被忽视。

B．时人虽重孝行，但拿家讳开玩笑如果能表现出个人捷才，也能被欣赏。

C．东晋、南朝士族可能会更加追逐精致、高雅的文化，把玄学清谈之风推向高峰。

D．如果魏晋名士全都是一群气质风雅的士人，就不会发生“二士争功”的悲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晚明时期，商业出现空前繁荣，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商业出版的繁荣特别是图书产品结构的变化，既得益于城镇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
虽然早在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就已开始兴起，但当时主要是作为说书人的底本而存在，主要依靠说唱进行传播，很少刊刻，即使偶有刊刻，也大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这类白话小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商业出版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同类小说的创作。《三国演义》刊刻后，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出来并很快得以刊行。《西游记》畅销后，神魔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也出现了一个高峰。一些书坊还组织编纂和刊刻了三大名著的续本，如《西游补》《续编三国志后传》《后水浒传》等。
除了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外，晚明反映普通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世情小说的刊刻更是异常繁荣，其中长篇以《金瓶梅》为代表，短篇小说集则以“三言”“二拍”为代表。晚明时期，很多知名文人还积极投身小说的编纂和点评工作中，尤以李贽、陈继儒为代表。文人士大夫的热心参与使白话小说这类新的文学体裁逐渐被社会接受，也使白话小说成为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又一个重要文学体裁。
除了白话小说之外，日用类书的大量出版也是晚明通俗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繁荣，日用类书的编纂和刊刻蔚然成风，出版的日用类书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娱乐性。如晚明绝大多数的日用类书中都有“风月门”“笑谈门”“酒令门”“戏术门”“棋谱门”“琴学门”等，且这类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通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阅读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市民阶层由此成为图书的受众。为了便于粗识文字的普通市民阶层阅读，晚明书坊刊刻的通俗作品和日用类书不仅注重语言通俗性，而且大部分图书都配有很多的注释和注音。如熊大木编纂的《唐书志传》中，卷四第三十四节有一句：“尔兄日前饮酒至酣。”对“饮酒至酣”，编者做了注释：“半醉也。”此类注音注释显然旨在为粗识文字的读者最大限度地扫除阅读障碍。
综上可见，商业出版是晚明通俗文化繁盛的重要驱动力，正是凭借商业出版，通俗文化开始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从而一定程度赋予了商业出版大众传播属性。
（摘编自张献忠《晚明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的勃兴》）
【小题1】下列关于原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晚明时期，正式市民阶层这文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

B．宋元时期，白话小说的传播主要依靠说唱，偶有刊刻，也多以单篇形式流传。

C．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直到同类小说成功后才开始广泛刊行。

D．伴随通俗文化的兴起，普通市民阶层逐渐取代文人士大夫成为阅读的主体。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主体部分从白话小说和日用类图书的大量出版方面阐述了通俗文化的传播。

B．文章以《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的盛行为例论述了晚明世情小说刊刻的繁荣。

C．文章采用引用论证、举例论证、比喻论证等多种论证方法，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D．文章结尾部分进一步指出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使文章论述严密。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三国演义》《西游记》商业出版的巨大成功使得同类小说出现了创作和刊刻高峰。

B．白话小说因为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而被社会逐渐接受，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体裁。

C．受白话小说出版繁荣的影响，日用类书大量出版，成为晚明通俗文化繁荣的标志。

D．晚明书坊刊刻的《唐书志传》配有注释是为了方便粗识文字的普通市民阶层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