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从翰林学士到革命志士

范福潮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历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15岁中秀才，1892年入京补行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因其“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颇受本科正考官翁同龢赏识。甲午四月，应散馆试，由庶吉士补翰林院编修；六月，中日战争爆发，与文廷式、徐世昌、张謇等奏请密联英德，抵御日本。

甲午一役，洋务派官僚企图从军事、技术上追求富国强兵的梦想彻底破灭，这给了欲从政治改革入手保国强国的维新派一试身手的机会。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得到了光绪帝和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身处变法运动中心的蔡元培，一直在冷静观察形势，他在感情上认同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但在行动上却不屑与康、梁为伍。当时，康、梁是政治红人，投拜者接踵而至，而他在其“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交纳”。杨锐等受宠权臣也曾极力拉拢，蔡公不为所动。

后来，罗家伦就此事询问情由，他从容言道：“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

1898年9月，蔡公出京返籍，徐树兰聘他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是徐氏用公款开办的一所新式学校，既有旧学，又有外语和自然科学，外语课原来设有英、法文，蔡公到校后增设了日文。民国时期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当时都是第一斋学生。1900年正月下旬，徐氏派人把《申报》刊登的上谕送给蔡公，嘱他“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但他不愿以名教纲常毒害学生，复书辞职。此后，蔡公去临安县为绍兴侨农办小学校，又去杭州商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不辞辛苦，奔走于教育救国之道。

1901年七月，蔡公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即校长）刘葆良之请代为总理，一月后，刘又介绍他去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特班学生皆为通古文辞者，非请翰林授课，难以压堂，故聘蔡公为总教习。蔡公对待学生，宽严有度，学生中最为蔡公赏识者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后来皆为民国政学界名人。1901年冬，南洋公学中院五班学生因反对当局专制而全体退学，蔡公将退学的学生组织起来，募款设校，沿女校之名，曰爱国学社，请吴稚晖、章太炎为教员。不久，章士钊带南京陆师学堂十余名退学生亦来学社，蔡公请章向学生教授兵操，他亦剪发，穿短衣，与学生同在操场训练。“留日学生因东三省俄兵不退，发起成立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

当时，革命已是学界对政治形势的重要认识，1903年邹容《革命军》中即有“杀尽胡人”之说，但蔡公在《释“排满”》一文中认为满人入关260年，无论其血统、其风俗、其文化，早已被汉人同化，“由是而言，则又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是故，他不赞同。时至清末，多数汉人已无种族之见，所谓排满，实为反专制反暴政也，只因清廷是专制与暴政的代表；由是而知，“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他继而认为，“各省官吏勒索赔款，公行贿赂，以为彼政府敛怨于平民者，皆足以动摇满洲人之基本，而为多数汉族之功臣！如张百熙之流，实心举行新政者，宜斥为助桀之民贼而诛之！”政府腐败有利于唤起民众，新政改革不利于鼓吹革命，蔡公此论实为日后《民报》诸君攻击梁启超君主立宪定了调子，同盟会纲领中，“驱逐鞑虏”实是幌子，“建立共和”才是真意。

“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定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种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校，预备下暗杀的种子。”（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苏报》案后，国内的革命运动已经公开化，蔡公亦开始加紧实行他的革命手段，此后一年间，蔡公以爱国学社为机关，以来自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成员何海樵、杨笃生、吴樾为骨干，组织暗杀团，拟定的第一个暗杀对象竟是慈禧太后！

鉴于形势的发展，为配合孙、黄领导的国内外革命组织的活动，蔡公认为有必要在江浙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他与陶成章、徐锡麟及狱中的章太炎商议改组暗杀团，重订章程，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光复会”，他被推举为会长。此时的蔡公，已与孙、黄并列，成为当时三大革命团体的首领之一。

（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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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元培作为清末翰林走向革命，其革命活动几乎均以教育机构为据点，革命手段偏重于搞暗杀。然而，暗杀活动连遭失败，蔡元培对此感到茫然：“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

（摘自单滨新《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②“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40年蔡公去世，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