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对素质教育的定义是：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据此，素质教育就是要通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来提高国民素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并不以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为主，而是把提高考试分数作为首要目的。这种教育倾向不利于学生劳动实践、适应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能力的形成，对学生的发展甚至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材料二：

图1 全国四年级和八年级男女生身体形态分布图（%）

图2 全国城乡四年级和八年级视力状况分布图（%）

图3全国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睡眠时间分布图（%）

图4全国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锻炼习惯城乡分布图（%）

——摘自《2018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育与健康监测结果报告》

材料三：

去年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这是第一个全面系统推进中小学生减负工作的文件，明确了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和政府的责任，目前已有24个省份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应该明确，学生完成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是其应尽的学习义务和应付出的必要努力，合理的负担是学生开发智力、激发潜力、锻炼能力的必要条件，这不应被视为过重的学业负担。要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勤奋学习、刻苦学习。

减负是要减去强化应试、机械刷题、超前超标培训等造成的不必要、不合理的过重负担。因此，不能简单地降低课业难度，减少作业量，不能搞一味的、一刀切的减负。应按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科学减负，有减有增，优化学生课业负担，使学生负担保持在合理的、适度的范围之内。

减负还要坚持综合施策、多方联动。教育部要求学校要精准分析学情，注重差异化教学和个别指导，解决好学生学习上“吃不饱”、“消化不了”、需求多样等问题；要减少考试次数，不得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坚决禁止分班考试，实行均衡编班。要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规范培训行为，严禁超标超前培训，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完善“黑白名单”制度，切实减轻校外培训造成的过重课外负担。要进一步帮助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理性帮助孩子设定人生目标，防止盲目攀比送孩子参加不必要的校外培训。

此外，教育部还要求各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不片面以升学率考评学校和教师，更不得给学校下达升学指标。要深化中高考命题改革和招生入学改革，切实提高命题质量，注重考查学生综合素质，不出超标难题怪题，规范招生入学秩序，缓解竞争压力。

——摘选自2019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城市品性

葛剑雄

①就城市而言，品，主要体现在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上，如政治型、经济型、文化型、宗教型、军事型、休闲型等，或者两种或多种类型的综合型。不同的类型及其相应的功能，是决定城市之品的基础，也是城市之性赖以存在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城市方能产生和发展其独特的性。

②由于城市的品性更多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因而又被称为城市的文脉。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而不是仅仅指当时存在的文化，因此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一方面是指现在的文化，一方面是指过去的文化，如果这两者是延续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如果两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过这样的不同，这种传统就中断了，难以形成文脉。

③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

④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或者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或者被破坏殆尽，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幸而不绝如线，也已岌岌可危。

⑤没有文脉或文脉断绝的城市并非没有品性，只是不可能有高雅的、深厚的、愉悦的、稳定的品性，甚至不可能具有与本身相适应的品性。

⑥城市的主人当然希望它具有自己期望的品性，那么首先应该确定它的品，即从城市功能的定位开始。任何一项功能，都需要最低限度的物质条件和实施这项功能的人。□要提高这项功能，使城市形成令居民满意的品性，就不能局限于物质条件，也不能只保证居民的温饱，□应注重城市在物质和精神上、硬件和软件上的全面发展。

⑦对于一座已经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的城市，保持并改善其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延续城市的文脉。这不仅需要保留必要的物——环境、建筑和设施，更离不开能够传承文脉的人。有了人脉才能有文脉。四合院和胡同、石库门和弄堂里必须有一些原来的居民，或者熟悉原来生活的居民后人，真实的历史和生活并非完全可以用文字或图像记录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居民完全有选择自己的居住方式和职业，如果需要他们为了传承文脉而发挥特殊的功能，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他们合理的补偿和奖励。对一些传承特殊技艺或记忆的人，政府要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不断改善，而不能让他们去市场竞争。

⑧这些物和人的保留必须用地方立法的方式加以保证，通过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而不能根据长官意向随意变化，也不能因为主管官员的更迭而得不到稳定。而要做到科学决策，就离不开一批专门的研究人员，需要他们主要从事本城本地历史和文化的深入发掘、抢救、整理、研究和必要的普及。

⑨守旧与创新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城市品性在延续中改善，在继承中更新。居民既是城市品性的守护人，又是其批评者、改变者、塑造者。优良的城市品性使居民得到享受和陶冶，而高素质的居民也使城市品性得到完善和升华。

文字创造的过程，是把对外间世界的体认，通过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转换成表意符号的过程。中国人由事物外形到意义转借的实践证得的思维方式，于《说文解字》的“六书”法表现得非常切实。因而在中国，语义学问题隐含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成分。中国式的语义学不仅限于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解释语言符号间的意义关联。它实质上牵连着和综合着文字学和语源学的诸多要素，而且通过文字训诂和语源梳理来透视字和词的意义生成、确认和变异，从而使语义分析与文化精神史发生深刻的因缘。比如，当我们谈论叙事结构，在《说文解字》中发现“结，缔也”，也就是把绳子打成纽结；“构，盖也”，也就是把木材交错架设成屋，“结构”一词的动词性也就跃然纸上了。谈论中国人对叙事结构的把握，是不能忽视这个词语的动词性，以及动词性所包含的生命投入和生命体验的。因此我们在思考西方论者把结构视为“多重秩序”、视为“分解——编配”之时，就会从中国结构的动词性及其包含的生命体验的角度，进行质疑和体系的重构了。

返回原点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为了在一个坚实的文化根本点上，组织新的思路，走向新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这番返回和走向的曲折路程中，必然要参照世界人类的现代智慧，参照起步较早的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新进展。因此建立中国叙事学思路的关键的另一步，就是“参照”。参照应该伴随着我们思维的全过程，但不能代替我们的思维过程。参照是创造的催化剂，但不是创造本身。当我们为了参照而去了解西方信息，并且找出其中的关键所在的时候，眼光就应该停留在这个关键点上，在这里以“中国眼光”与“西方眼光”进行相互注视、交流和质询，考察中西异同，反省异同的原因，清理各自的历史线索，把握其间的文化密码。文化对行原理在这里是运用得非常活跃的，这种“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将会使我们在中西对话中拓展学术视野，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这有点类乎禅宗临济派之所谓“四宾主”：主看宾，宾看主，主看主，宾看宾。只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辨魔拣异，知其邪正”，而是以平等的态度而辨析异同，既肯定中国特色，又对之进行现代化解释和转化而已。

比如叙事与时间，是西方叙事学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就成为解开中西叙事学异同的关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主要语言按照“日—月—年”的顺序表达时间，中国语言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表达时间。似乎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一经“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就可以辨别其间存在着对时间进行分析性和整体性把握的不同信息。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返回中国人时间认知的原点。所谓“原点”，也只是文字记载才有踪迹可寻。殷墟卜辞是以甲子记日的，先记日，再记月，日在月先与西方今日同，年则没有明确记录。“年”字是有的，上为“禾”，下为“人”，表示一年收成的意思，因此卜辞不乏“求年”“受年”“受黍年”的记载，表达对年成丰收的祝愿。到了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月逐渐到日的前面，年原来称为“祀”，置于铭文之末，其后逐渐改为“年”，置于月、日之前，渐成定制。在文献记载中，《春秋》已使“年—月—日”的定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自此有准确年份，这大概可以作为中国有“年—月—日”时间顺序定制的一个标志。

（摘编自杨义著《中国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