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将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徙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空巢老人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方面：自理能力下降，慢性疾病，消防隐患，用药不当，不法分子诈骗、入室盗窃、抢劫，住房老旧。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而便利也往往是老年人群体所最为期待的。通过“互联网+”把以上这些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

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导致老年人群体消费不起的情况；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明教”只不过是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一个神秘宗教而已。小说结尾暗示说，一个存心不良的明教教徒朱元璋篡夺了明教的领导权，并且最后利用明教的力量赶走了元朝皇帝，建立了明朝。“明教”创建大明帝国？这并不是金庸先生凭空虚构，历史上大明帝国的建立恐怕的确不能排除“明教”的影响。

历史上真实的明教，源于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摩尼教。在其创立后的1000多年里，从大西洋西岸，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直到我国的东南滨海地域，都曾有过大量的摩尼教徒活动。因为摩尼教宣扬光明，传入中国后，逐渐被称为“明教”，又因为明教的教义很容易诱发教徒们的叛乱，唐朝时明教被明令禁止，甚至连名称也由“摩尼教”讹传为“魔教”。

五代十国以后的很多次民间起义都与明教有关。《水浒传》中，与梁山好汉遥相呼应，后来被宋江剿灭的方腊起义就是其中之一。《岳飞传》中，岳飞也曾经专程从抗金前线上跑回洞庭湖镇压明教的钟相杨么起义。

到了元朝末年，明教的一支白莲教掀起红巾军起义。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拥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参加红巾军起义之后，其实也是小明王的部将。当然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他故意特别尊奉小明王。可是后来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从此起义军中的明教力量全都归朱元璋所有，在他的指挥下击败其他各路起义军，最后将蒙古统治者赶回了蒙古草原。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当他登上九五至尊之后，便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等教派，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清朝嘉庆年间还曾经爆发过一场席卷五省，持续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清王朝损失惨重，消耗的军费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紧张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有些学者认为，清朝末年的义和团组织其实也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可见这个来自波斯的“魔教”对我们的古代历史影响颇为深远。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已对人对社会“尽责任”的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