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3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呢？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也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北京青年报》2018年07月20日）

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出自《孟子·离娄上》。它强调了家庭管理直接关涉到国家统治秩序及社会的发展。家庭是社会组织机构的细胞，“细胞”出了问题，不仅影响一个家庭的发展，而且还影响社风民风，乃至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②在儒家经典《大学》中，从格物致知到平治天下的“八目”或者说八个阶段，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整体的文化内涵与结构。包括修身在内的前五个阶段是“内修”，从齐家开始则是“外用”的逐步展开，社会和国家治理具有某种同构性。可以说，家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从事“天大”的千秋事业，仍要从个人的修身齐家这个基点做起。根基不牢，小则后院失火，大则地动山摇，除赔上身家性命、家庭家族跟着蒙羞外，对社会、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也无法估量。

③家训既有典型代表性，又有广泛适用性。历史上一些名门望族历经几百年、上千年而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风家训传承在家族延续中发挥的规范和制约作用非常突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家训不是为“一家一族”所有，而是融入整个中华文化的结晶中。我们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组织的“细胞”，意味着透过家庭之“道”不仅能透视家庭之兴衰，还能体察社会之变迁。

④自汉代以后，家教受到普遍的重视，相继出现了“家训”“家范”“家仪”“家规”“治家格言”等家教书籍，这类家教书籍原本为一个家庭代代相传的教化范本，因其寓“教”于“孝”“亲亲”之中，有效地起到了道徳教化作用，其中所宣扬的“勤俭持家”“六亲和睦”“尊老爱幼”“以身作则”等观念，无疑也成为全社会效法的美德。因此，在宋明清时期，“家训”等被刻版成书，流传越来越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教育中的重要史料。

⑤《论语·学而》中讲的一个道理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引中言之，好的家教能够孕育出好人，好人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促进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好的家风不但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论语·为政》记载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家道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道理，广义的政治活动包含并延伸了家道。

⑥好的家教，胜过好的学校；好的家风，强于万贯家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寥寥数语道岀了家族兴衰的道理。如果没有良好的家风、门风，再多的财富也传不下去。所以，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才能既经得起良知道德拷问，也经得起后人历史评说。

（摘编自2018年10月《光明日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德本财末是非辨

易杰雄

①道德中心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②传统文化由于把道德看得高于一切，把它作为衡量、评判一切人与事好坏的主要依据和标准，在对待道德与财富的关系上的价值取向必然是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礼记·大学》就讲：“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③早在《论语》中就记载有孔子这样的思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即认为，只有小人才斤斤计较物质利益，真正的君子应该把自己的思想、行为、注意力都紧密地与仁义道德联系起来，不患贫穷，而只担心道之不行。孔孟之后，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强调义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应毫不犹豫地放弃利而坚持义。自汉以后，特别是到宋明理学，这种“德本财末”的思想更是进一步被推向极端。朱熹提出分辨义利“乃儒者第一义”。在他看来，重利轻义乃人欲之私，非理所存。因此强调要“存天理，灭人欲”，从而把道德、正义与物质财富、功利完全对立了起来。

④把道德抬到不适当的高度，特别是它的极端形式——“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的流弊，其对社会进步所起的阻滞作用，人们长期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致使它们今天还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⑤应当看到，“德本财末”、“重义轻利”强调重视道德虽有合理之处，但毕竟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⑥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尽管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且对社会存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但归根到底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包括道德在内的精神生活过程。“德本财末”、“重义轻利”从根本上说，与这一基本原理是相背离、相对立的。“德本财末”、“重义轻利”，尤其其极端形式——只讲德不讲财，只要义不要利的种种说教，把道德绝对化，把人生价值仅仅归结为道德价值，把德与财、义与利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导致了对人的自然属性的严重贬抑乃至抹杀，用抽象的道德原则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需要和追求，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本质从根本上遭到扭曲。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影响下，长期以来，整个社会不是努力发展生产，丰富物质，全力向富裕迈进，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是整天谈仁说义，“德本财末”，国家不思进取，民族自甘落后。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⑦马克思说得好，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要出丑。“德本财末”，甚至只要德不要财这些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概念，不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也阻碍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由于这些说教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觉悟水平，离社会生活实际太远，决定了它不可能为广大老百姓所普遍接受，并化作行动，长久地加以坚持。根本做不到，强制性的與论又逼着人们这么讲，其结果就是弄虚作假的盛行。加强道德修养和建设，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完善人的人格，净化人的灵魂，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变革政治，搞教育，繁荣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生产，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推动社会进步，就是为了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为了人自身的全面、协调、自由的发展和人对自身权利的充分亭有。社会是人的社会，把人仅仅当成了实现某种异于人的东西——“道”的手段，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这是最不仁道的奴隶制的道德，恰恰是不道德。

⑧“德本财末”的观念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在中国人中造成了一种仿佛越远离物质利益，道德品质就越高尚的假象。其实，这种粗陋、愚昧的道德观，正如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是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们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的倒退”。

⑨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讲个人利益，反对的只是那种通过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非法或不道德手段实现个人利益的行为。对于通过诚实劳动和创造争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反对，还积极提倡和鼓励。邓小平也讲，“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