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一个特色是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

明代以前，文人的结合往往是具有较多共同特点的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且围绕着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一个圈子。明初，先后以文坛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和李东阳等台阁文人为核心，其他文人也以趣味相投，自相结合，或窗下切磋以攻文，或林下逍遥以娱老，各文人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相互攻讦的风气。

成化、弘治以后，统治集团日见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逐步由“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转变为“操之在下，其权在自立”的局面，也改变了原来台阁创作追求雍容典雅之风。而城市的发达，也有利于文人相对集中，并滋长着一种文酒风流、空疏不学的风气。文人们聚集在一起，往往只是在宴谈谑浪、此唱彼和寻求情感上的沟通和文化上的满足。由于空疏不学，则入主者偏执一端，不可一世，批评他人，抹煞一切；出奴者，便一无定见，随波逐流，容易为时风所左右，为他人所笼络。以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为代表，文士的集合改变了过去以兴趣相组合的模式，形成了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这标志着名人流派观念的自觉。但往往由此而造成了“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的局面。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党同伐异，本来文艺性、学术性的团体渐渐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团体复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此，明代的文学团体，尽管标榜不同，或以地域分，或以社所名，或以时代称等，但究其性质，主要就是兴趣型、主张型、政治型三大类。当然，这也只是就大致的倾向而言，因为他们大都是一种松散的结合。

明代文学史上，特别受人注目的就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和他们所引起的文学争论。文学争论在分门立户、相互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暗暗地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变通和发展。如针对前七子师法秦汉古文而积剽袭模拟之弊，“唐宋派”王慎中等在心学和文学通俗化的思潮影响下，提倡学习与明代语言差距较小的唐宋散文，自由地表达作者独立的主体精神，在作品中能见到“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但由于他们过于追求理正法严，不免失之于沉滞，不久就遭到了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反击。但这绝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唐宋派毕竟打破了“文必秦汉”的神话，为后来的公安派的崛起做好了准备，而且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后来也悄悄地肯定了归有光等人的文章，摒弃成见，会通众说，归于和平。这有力地证明了通过争论而取得的“双美”共识。

明代文人集团的林立和各种流派的纷争就这样既是现实创作的反映，又反过来推动了创作与流派的发展；既使作家更加自觉地追求和凸显流派的风神，又使各派的文风在相互交流、相互调剂的过程中沿着相反相成的规律不断演进。沿着这一方向，在以后的文学史上，文人们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更加自觉，更加明确。

（摘编自《明代文学：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有删改）

生物电池可以利用蜗牛体内葡萄糖发电。我们在蜗牛壳上钻孔，把覆盖着酶的电极植入聚集在蜗牛身体和壳之间的血淋巴，也就是蜗牛的血液中。与其他类型的电池类似，我们的电池也是基于化学反应来让电子流动的：一个电极捕获血淋巴中葡萄糖的电子，之后这些电子会通过外部回路——包括我们想要供电的任何设备——抵达相对的电极。在那里，电子与血淋巴中的氧反应形成水。输出的电力很微弱，在微瓦的量级上，而且在数分钟后会因葡萄糖耗尽而断电。收获能量之后，蜗牛通过吃喝会恢复体内的葡萄糖水平，就可以再次发电了。而蜗牛看来并没有受到生物电池的伤害。

电池的输出功率受两个因素的限制：蜗牛微小身体内的葡萄糖含量，以及葡萄糖向电极扩散所用的时间。如果医生把类似的某种装置植入人体而不是蜗牛体内，我们就能获得更强更持久的电流，因为人类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要比蜗牛的高，而且人类的循环系统会持续把新的葡萄糖补充给电极（蜗牛没有闭合的循环系统）。一个想法是用我们的生物电池基于人体的修改版来为植入医疗设备供电，例如起搏器。蜗牛不能为手机充电，但它能为微型传感器供电，这促成另一个想法——让蜗牛、蠕虫和昆虫为环境监测和国土安全服务。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祭祀以血脉为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祭祀先贤，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有宗子、行宗法、由同一父系成员聚合而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北宋程颐在士大夫阶层里倡导宗族祭祀，到了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叫敬宗；祭祀共同的先祖以聚合族人，即收族。敬宗收族，使宗族不仅成为族人与族人相交流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相沟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称之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就成了一种“血缘—社会”团体。

祠堂的功能之一就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如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是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祠堂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这是一种惩戒不良行为的方式。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到孝悌之礼等的熏陶。祭祀活动对族中成员起到了效法榜样或约束行为的作用，从而巩固了宗族的血缘关系，并强化了家族的向心力。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渗透或暗示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连同牌楼照壁等建筑本身，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动植物图案，象征着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墀头上各式各样的“耕读”字样，引导着后人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在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诸多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进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一种文化虚构。相反，在对亲生父母的爱与敬的仪式中，在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伦常尊亲的追溯活动里，以及在对天地诸神的祭拜仪式上，祠堂都关系着古人对于人伦关系、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乡土中国

“人治”和“法治”相对称。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η。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的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說，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

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孔子一再的用“克”学、日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统治的所谓人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