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理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问，百年来，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科学技术，我们吸取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中国人是不是已经“他信”胜过“自信”了呢?

文化不是物资也不是货币，它是智慧更是品质，它不是花一个少一个，而是越用越发达，越用越有生命力，越用越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它有坚守的一面，更有学习发展进步的一面，学习是选择、汲取与消化，不是照搬和全盘接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谁学到手就为谁所用，也就归谁所有，旧有体系就必然随之调整变化，日益得心应手。

文化也不是垄断性、山寨性的土特产，它既有地域性，更有超越性与普适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无须追求的单一、唯一、纯粹。如果用产地定义文化传统与文化内涵，国人吃的小麦、玉米、土豆等，最初都是舶来品，连中餐都不是绝对的“中”了。再看日本，先学中国，后学欧美，已经大大发展了日本文化。美国更是移民国家，文化土产有限，但绝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的态度正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掀起改革浪潮，但是那些了解中国的西方政要和学者，如撤切尔夫人等，唯独看好中国的改革；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更是直言：中国可以实现跨越，“我相信中国正在向着成为21世纪第一流的国家稳步前进。”他们赞赏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与应变康复能力。他们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身上，看到了坚韧灵活，看到了既独立又开放，善于以退为进、转败为胜。果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自己就更没有理由反过来嘲笑我们百余年来改革开放、旧邦维新的大手笔了!

文化一经吸收采用，必然与本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发展成为***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它们当然是中华文化而不可能是什么其他文化。孔子早就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孟子干脆明确孔子是“集大成者”，是“圣之时者”，说明圣者也要追求现代化、当代化。

我们主张文化自信，不是说只有中华文化是优秀的。《礼记》早就告诉我们:“学然后知不足。”《尚书》的说法是:“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我们从不认为自身足够完满。我们对全球各国各地的文化必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我们必须重视、珍惜中华文化长久而又丰富的历史存在，重视它为我们当代快速发展所奠定的基础。越是经济全球化，越是西欧、北美取得了人类文化某些优势甚至主流地位，我们越要加倍珍惜自己的文化成果，越要思考为何或异其趣的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参照作用越来越大。

（摘编自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

警惕“生态癌症”——蓝藻

蓝藻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物之一，亿万年来，蓝藻默默地为地球提供着氧气，是目前地球大气圈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蓝藻具有双重性，一个是光合作用，因为它带有叶绿素，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种植物；另外它比较微小，是一种细菌，所以它是植物性和细菌性的结合体，蓝藻虽然能进行光合作用，但它和植物的不同点更多，所以目前大部分学者还是主张将蓝藻从植物中分离出来，列入原核生物。蓝藻是生命力最旺盛的生物之一，它能存在于90℃高温的温泉中，也能存在于冰山里，它的细胞外有一层很厚的胶质，可以抵抗外界的冷热刺激。蓝藻家族成员众多，既有“好蓝藻”，也有“坏蓝藻”。好蓝藻如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发菜，而著名的蛋白质补充剂螺旋藻，则是螺旋藻属的著名成员。“坏蓝藻”的典型是微囊藻属的蓝藻，正是它们，将河水与湖水染成蓝绿色的“水华”，并散发出阵阵恶臭。

蓝藻爆发主要存在于静止的水体中，中国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严重，生长蓝藻明显。一说起水体的富营养化，人们通常会立即联想到工业污染，工业污染大家比较容易发现，而农业污染则不太为公众熟悉，可也比较严重。此外，生活污染也加快了富营养化。蓝藻需要的营养物质比较多，一般水里的氮都比较多，其他营养也都够用，就是磷比较缺。一旦水体中出现大量的磷，蓝藻的爆发就自然而然了，所以磷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其次，适宜的温度也是引起蓝藻大量繁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最常见的蓝藻在亚热带地区的25℃－35℃温度下繁殖较多。而今年的蓝藻大爆发同样也有着温度的促进，大气变暖是肯定的促因之一。

蓝藻中的微囊藻、鱼腥藻及颤藻会产生微囊藻毒素。这些毒素通常存在于蓝藻的细胞膜里，所以蓝藻活着的时候没事，待其死亡腐败时，细胞膜破裂，藻毒素就释放到了水里。动物实验表明微囊藻毒素可能让小鼠致癌，但这一情况对人体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在目前已经检定出的微囊藻毒素中，微囊藻毒素-LR是最常见、毒性也最强的一种，因而世界卫生组织将微囊藻毒素-LR作为饮用水质量测定标准的项目之一。另外，蓝藻腐烂时会释放出异臭。但研究尚未发现它们对人体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有人说蓝藻是“生态癌症”，一旦患上就很难清除。对于蓝藻的治理，应急办法很多效果却一般，一旦蓝藻爆发，打捞是应急处理的第一步，但打捞漂浮在水面的蓝藻只能产生眼不见为净的效果。大部分蓝藻存在于水中和水底淤泥里，打捞不上来。另一种应急方法是“物理吸纳法”，往水里添加黏土，可以让蓝藻吸附在黏土颗粒上，令其沉入水底。但这也没法治本，因为蓝藻还在水底生存，还会继续爆发，化学方法也可以应用于蓝藻去除工作，比如在水中投放杀藻剂或絮凝剂。不过，这些化学药剂可能对湖泊产生污染，因此对化学药剂有着很高的要求。此外，生态治理上更高级的办法还有利用微生物直接侵袭蓝藻细胞，这一方法非常有效，缺点是价格昂贵。

A．蓝藻腐烂时释放出的异臭气味会不会对人体产生实质性的伤害，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

B．蓝藻会产生微囊藻毒素，蓝藻死亡腐败时，细胞膜破裂，藻毒素就释放到了水里。

C．微囊藻毒素可能让小鼠致癌，对人体健康也有害，世界卫生组织将微囊藻毒素-LR作为饮用水质量测定标准的项目之一

D．25℃－35℃温度下各种蓝藻繁殖较多。今年我国各地的蓝藻大爆发与大气变暖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