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校园后，公众大多从媒介渠道继续获取科学方面的知识，对于大量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来说，这些渠道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是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信息呈指数式增加。越是这样，越需要科学家积极地发声，澄清事实，破解谣言，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

可以说，科学新闻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历史和大众媒体渠道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在不同文化情境下，撰写这些科学新闻的人会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在科学定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前后，很多科学家还十分愿意同媒体进行交流，他们或接受采访，或撰写文章，并且他们欣然地利用那个时代的媒体渠道和公众分享他们开展科学探索的故事。

但是，随着科学研究发展出了自己的专业语言，人才培养机制、成果传播渠道和平台、同公众进行交流的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记者逐渐成为了衔接科学家与公众的纽带，因而科学家、记者和公众也被称为科学传播的铁三角，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我们常说：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建者。因为科学家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其所属的领域里游刃有余，所以同专门从事科学传播的机构和媒体相比，他们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差错，保证科学传播的正确性。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科学传播十分重要，但是他们与媒体交流的频率却不是很高，更不要说他们会主动联系媒体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了。那么为什么有些科学家在媒体面前会保持缄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和考察。

和其他所有的新闻内容一样，科学新闻在本质上倾向于片段性叙述。记者们更愿意就某个议题的具体事件写一些短文，而不是长篇累牍的主题式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大多数媒体生产过程的快节奏，特别是在当前媒体内容生产实时更新的情况下，新闻生产周期无法等待长达数月之久的科学过程的完成。而且科学记者也不可能全景式报道科学新闻。首先是因为没多少普通读者关注和自己无关的内容。其次还要考虑传播分层的问题，记者在写文章时已经在心里描摹了一个读者群，所以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新闻报道。此外，记者们往往只针对科研过程的某一个环节或片段撰写稿件，并且希望读者们能够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勾勒出全景，并对该科学研究感兴趣。这样就难免会给很多科研成果的传播带来一些片面性，也会导致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有所偏差，进而让科学家对记者产生误解。比如我们开展的一项调查就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科学家认为媒体报道往往夸大其辞或者断章取义，许多复杂的科学研究结果被记者过度简化，使科学家不敢再发言，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专业主义缺失。

此外，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我们处于一个流量社会中，在这种情况下，“标题党”成为了获取公众关注的敲门砖，而且“标题党”这个潮流似乎愈演愈烈，似乎不“标题党”无“爆款”俨然成为了准规则。那个有关“饿死癌细胞”的说法，即便当事人对这种做法也是哭笑不得，还有施一公《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转眼就变成了《施一公：我的认知再度崩场了，世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可以说这种做法无意或有意地伤害了某些科学家，让他们对媒体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旦有不好的经历，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长此以往，科学或者说科普会被“玩坏了”，甚至是“搞丢魂了”，最终让公众越来越不理解科学，这无疑脱离了科普的本质和精神。

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科学家其实不太了解媒体的工作机制，这可能也是造成科学家误解媒体的一个原因，毕竟科学新闻的生产有系统性的流程，从选题、采编、成文、编舞，到最终出现在读者面前，会有很多环节，科学家不可能全部了解。与此同时，科学记者的角色从宣传者转向批评和评论者，在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科研结果方面，科学家和记者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看法，因而有必要理顺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打通科学传播的链条。

（搞自《知识分子》2018-3-31，有删节）

很多人说：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很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是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境》）

《易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一部经典哲学著作。历史的考察表明，无论是老庄的道家思想还是孔孟的儒家思想，抑或其他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思想，都无不受到《易经》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样看来，《易经》就成为中华古典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

认真研读《易经》原著，我们发现，《易经》从某种程度上说乃是中华民族千百万年生活经验和思想智慧的高度概括。从历史的另一个层面我们还观察到，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都精通《易经》文化，其中周文王、孔丘、孙武、诸葛亮、刘伯温、朱熹、王守仁等都是著名的《易经》大师。易者，变也。变化、变通是《易经》思想的核心理念。《易经》思想跟其他出自于它的一切思想的显著区别在于它是直接面向现实人生和与现实人生相关的天地万物的，它所揭示的乃是人性与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即“人之道”和“天之道”。但这种道不是形而上的抽象之道，而是人性的变通之道、自然的变化之道、社会的运行之道、历史的演变之道，闪烁着素朴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正因为这一点，很多《易经》大师们将其活学活用于政治、军事、文化或现实人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孙武吸取《易经》思想不仅创建了在哲学思想上一脉相承的兵法，而且在实战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精通《易经》思想的人都能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一颗相对和谐安宁的心灵，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另一些文化巨匠如苏轼、杨万里、周敦颐等结合自己的现实人生来把握《易经》的精髓，写出了闪烁着人性智慧的不朽诗篇，写出了历久弥新的人生况味。因此，我们认为《易经》本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它不拔高人性，也不贬低人性，正因为如此，《易经》蕴藏着丰富深刻的人生智慧。

在科学技术有了巨大发展、人工智能驾驭后高碳社会的今天，《易经》中丰富深奥的人文思想和辩证思想依然给我们以价值和意义。甚至可以说，这些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恰恰可以作为医治为高度发达的物质世界、技术世界和高碳文化所异化、损伤的心灵的灵丹妙药。这是因为，第一，《易经》思想不是一种严重脱离人生的不切实际的刻板伦理道德，后者的理想主义色彩使得它很难内化为一种自觉自愿的现实行动。它直接通达人性的深处，并为无助、失衡、焦虑、彷徨的人性提供最理性的、最实用的解决方案，从而最大限度地解除人性的烦恼和困局，有助于实现积极、健康、和谐的人生。第二，《易经》思想也不是一种消极遁世无所作为的思想，后者是道家思想的精髓，这种道家思想尽管听起来美妙悦耳，但人无法生活在没有任何烦恼的真空世界，必须随时面对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除非生命结束。《易经》所强调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强调的是得与失的平衡，强调的是积极进取和退让有致，因此，是对盲动的、复杂的人性规律的洞见。既然《易经》思想本身就具有塑造低碳心灵的现实作用，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低碳性质的人生哲学，那么将其作为后高碳社会中低碳艺术文化建设中的一种重要的内生性文化资源就具备了最大的合理性。

(节选自马立新《<易经>哲学与当代低碳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