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起与止

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大宛是最知名的地点之一。大宛，今地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将有关西域的内容全部编入《大宛列传》。大宛是丝绸之路或西域的起止点。

与大宛对应的、中原的丝绸古道起止点，一般认为是西安或洛阳。

西安或洛阳，是汉代行政中心、首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不容置疑。商贸起自民间，除了行政中心，还需要有旅客与商品的集散地：人流如织、村落衔接、物产丰饶、宾至如归。丝绸之路承载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越贴近基层，它的流动越通畅，脉搏越充满活力，存在越有实效。由此推断，中原的贴近基层的阶段性起止点、商贸中心，当在伏牛山麓的南阳。

大宛地名，曾引起过争议，争议在于，地名究竟是“大宛”，还是大“宛”。也就是说，大，究竟是当地地名的一部分（如同“大食”、“大夏”），还是汉语的修饰成分（如同“大月氏”）。岑仲勉先生的结论是：这个西域地名原来是“宛”，大，是汉语的附加成分，他的理由是：《史记》与《汉书》之中，常见“宛宝马”、“使宛”、“许宛之约”、“宛破”等词语，“从知大宛之大，同大月氏之大，意当日汉使艳说宛之广大，故以大冠称，且与小宛对言也”。

“宛”是西域语言，不是汉语。对此，中外学者从无异说。然而在中原的地名中，有另外一个“宛”与之对应。南阳郡别称“宛”，南阳郡的首府名为“宛城”。“宛”，据《史记》古注，读音为“冤”（yuān）。可“宛”的含义是什么呢？

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的富庶之区，古代文明的萌生之地，安集延则是盆地中较早出现的重要城镇。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曾引录《西域图志》卷45说：安集延当古道，“与《史记》大宛‘土著有城郭’之说合，则古大宛地，当即今安集延诸城无疑”。而岑仲勉的结论则是：从对音来说，“余谓‘宛’本安集延之略译，似属无可非议”。安集延是中亚商贸中心、行旅集散地，长期以来，新疆各族居民曾将中亚商人泛称为“安集延人”。南阳，位于浅山盆地，宜耕宜牧，宜散宜聚，是丝绸、瓷器、冶铁、农牧产品、农耕技术的荟萃之区。南阳别名“宛”，应该是丝路行旅们对南阳人文地理特点的共同指认。

早在秦昭王时期，南阳郡的府治已经叫“宛城”了。在东汉，南阳被视为“旧都”、“南都”，张衡为此写出汉赋名篇《南都赋》。南阳处在华夏区域南方、北方两个物候带之间，处在南北文明交流的通衢、东西交通的起止点。《史记•货殖列传》这样概括南阳的特征：“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汉书•地理志下》进一步解释：“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会也。”所谓“南阳好商贾”，或说民俗“好事”、“多贾”，无疑是远近、中外、朝野的共识。这就是它被称为“宛”的本意。直到明清时期，南阳仍然是商旅云集之处，社旗的山陕会馆等于南北商家的历史博物馆。

张骞通西域时期以及此前的民间商贸的起止点，是从伏牛山的宛城（南阳），到费尔干纳的大宛国。丝绸之路的一代又一代的行旅，沿昆仑山、祁连山、秦岭、伏牛山的山前洪积扇古道奔波往返着。

（选自《文史知识》2009年第6期 杨镰《〈丝绸之路史〉二题》题目为编者所加）

中国书法：作为—种文化

①我们提出书法是一种文化，并不是为书法下定义，只是一个范围的界定。时下人们为“中国书法”已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表述的方式各不同，但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和核心概念是一样的，那就是“艺术”。特别是几位著名的学者提出书法是“艺术”，甚至是“纯粹艺术”、“最高艺术”等等，影响甚大。

②人们把中国书法定义为艺术是基于中国书法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把汉字的字形放在“中国书法”作为文化层次的结构中来审视，就会发现，汉字符号的审美效果是在书法文化结构的物态文化层面体现的。在整体的书法文化或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中，字体书法形态属于物态文化层，这是书法“本体”结构的“外显”的表层部分。当人们对汉字结构的科学性、艺术性及书写出来的笔法、字法、章法给予充分的估量和赞美的时候，我们看到研究者往往只限于对“作品”“物态文化层”的分析说明。并且往往忽略字体得以显示的“物器”、材料本身的质地、色调因素；忽略一件书法“作品”的美是在书体形态与材料形态有机融合中显示出来的这一重要事实，所以人们对书法“物态层”的研究与描述也往往是不全面的。在多层次结构的书法文化中，只就其表层结构进行分析，把它当作书法“本体”、全体，并由此概括其性质并作定义，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都值得斟酌。

③在对一种文化形态作文化结构的观察中，我们分出物态、制度、行为、心态四个文化层次，以求全面认识其内部结构中的各个文化层次并非具有同等的意义。其中心态文化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个核心部分体现着该文化形态被创造的目的，因而也集中体现着该文化形态的价值、功能。就具体的书法作品来说，展示汉字字迹的形态不是目的，展示出一定的文字的内容，以实现文字的记录、传播功能才是目的。各种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体现着作者、书者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等，展示出蕴含着经济、政治、宗教、家族、社会风习等内容的无比丰富的“意义世界”。如果说在对“书法”这种文化现象的考察中，对物态文化层次专注而对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在物态文化的体现可能有所忽略的话，那么忽视对书法“作品”文字内容的考察、认知则是完全不应该的。文字内容属于书法文化的“心态文化层”，是体现“作品”价值的核心部分，丢弃了文字内容而只专注文字的物态形式，这还是一个完整的书法“本体”吗?

④如果我们从“汉字”与“书法”的关系方面作观察，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书法与汉字密切相关，而汉字同其他文字一样，有形、音、义三要素。书写者总是为显“义”而构形，而并非为构“形”而构“形”，为书写而书写。现在的问题是，“书法”研究者仅着眼书写者的构“形”和接受者的识“形”、观“形”，把书写者显“义”和接受者会“义”的目的丢掉了。这样，＿＿＿研究者把汉字的“形”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抽掉了汉字“文化”核心内容，也便不能认识汉字及其显示形态的功能价值。

⑤一些论者强调汉字字形独立的审美功能，对“形”本身的艺术价值扩大、拔高，其基本论据是将汉字与绘画相比符，这是违背文字的本质规定的。汉字是一种符号而不是图画，符号是约定的，其“形”与其表示的“义”没有必然的联系。作为符号显示的汉字字“形”，其本身的文化意义、审美意义是稀薄的，不确定的。一个个汉字字“形”并非一个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且字“形”方面所显示出的点画(笔法)、结体(字法)、布局(章法)虽然可能显示出某种“形式美”，但它在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中毕竟属于“形式”，从根本上说都服从于表达内容的需要，并受到这种目的的制约。那些被称为中国古代书法的各种书迹，都是具有“郑重的用途”(启功语)的实用性书写，绝不是书写者自由“创作”的“为艺术的艺术”。只用“艺术创作规律”和“艺术发展规律”难以讲说这些书迹的产生与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