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的饮食乃至由饮食折射出的文化特质都体现了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范。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和”字上,“和”有“中和”“融合”之意。中华饮食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精髄。

中华饮食起源于农耕文明,大量食物来自土地。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汉族逐渐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扩大了食物范围,丰富了饮食结构。汉唐以后,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品种大量引进,增补了中华饮食品种。近世以来,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得到认同,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翻开中国食谱,到底哪种是地道的中国食物或外来食物,人们恐怕已经模糊。大量外来食物品种能够进入中国并转化为饮食的有机部分,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为其提供了生长发展的基本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将其放在“和”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吸纳。

在对外来食物或饮食方式的同化过程中,中华饮食突显出“本土化”的内在机制与运作模式,而本土性是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米和面成为中国人的主食,水、旱地中生长的瓜果蔬菜成为与主食相伴的食物,家畜、水产品及野猎的动物大多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佳肴。尽管这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在物质极大丰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华饮食最根本的本土性特质却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且构成中华饮食文化体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提供“中式餐饮”的餐馆与酒店中,中国本土化饮食要素不可或缺。只有中国本土性的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中华美食的滋味。

中华饮食引进外来食物的过程,一是接受,二是消融。引进接受是前提,消融改造是目的。经过消融改造的食物同时被赋予新的含义,融入到传统的中华饮食中。如原产非洲的油料作物“芝麻”,在中华饮食长期实践与探索中还被广泛地用为调味品,与本土饮食有机结合,被加入到许多甜馅、糕点、饼类食品中。中华饮食文化历久弥新,还在于不断汲取周边各民族及域外的有益文化元素,进而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变革。如中餐“合餐制”的形成。自先秦两汉至唐代,进食采用“分餐”方式。南北朝时期,胡人用的被称作“胡床”和“貊盘”的器具开始逐步向中原地区流传。“胡床”即现在的马扎,“貊盘”是一种较大的餐桌,它们便于餐者起坐取食。这些饮食器具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对其一步的改造创新,打破了跪坐而食的局限,形成了围坐合食的进餐形式。而对“合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建构在“和”文化的理念之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功能必然超越物质层面进入精神范畴,并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作为人类饮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中华饮食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人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刻认知与利用,更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人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愿望。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并不会失去自我,而将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之下进一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可。

(摘编自肖向东《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

眼球运动与阅读速度

①根据观察和测试发现，阅读时人的眼睛并不是匀速不停地在书页上移动，恰恰相反，目光总是一小步一小步地移动，我们称之为“眼跳”。在移动过程中，又存在着时间稍长的停顿，这种停顿在阅读学上称作“眼停”，也叫“注视”。

②阅读时，读者依靠眼球跳动看书，是阅读中视觉过程的基本特征。根据眼球测动仪的测定，阅读时眼跳持续时间约为0.02～0.05秒，其中，在一行之内的眼跳时间约0.02秒，这样，整个阅读过程中95%左右的时间，眼球是不动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跳动之间的注视时间里，才能接收到信息。这一瞬间，犹如照相机开启快门的曝光，注视点放在什么地方，注视时间控制在多长范围内，是视觉方面影响阅读技巧的关键所在。

③眼停次数的多寡和每次注视时间的长短，与阅读能力、读物难易程度以及阅读要求（精读、略读或浏览）有关。如果阅读能力强、读物浅显或只需记取读物的内容大意，注视的次数就可以少，注视的范围就可以大，注视的平均时间也就可以短。

④有关汉字阅读的研究还表明，在阅读时，每次眼停最多可见6～7个字，最少不到一个字；因为有时一个字要经过两三次注视才能感知。而每篇文章的第一行，眼停次数和注视时间均较以后部分略30%;10%于刚开始阅读，心中没数造成的；到后面时，由于对读物的难易程度、作者的 语体风格已经比较适应，速度自然可以加快了。

⑤在阅读过程中，眼睛的注视不仅从一个定点移到另一个定点，有时因意义不明了，或未看清楚，也会倒退到原定点或者前定点，以便对不同位置上的字、词进行综合的理解、记忆，或寻找遗漏的信息。这种逆向的返回运动，阅读学上叫做“回视”或“回跳”。回视次数越多，注视次数和耗费的时间也必然增多。显然，回视的次数与读者的阅读能力、读物难易程度和阅读要求也有关。不熟练的读者，不仅注视次数多，每次注视所覆盖的字、词少，回视次数也必然高，约占注视的30%；阅读能力强的读者，不仅注视次数少，每次注视所覆盖的字、词多，回视次数也只占注视次数的10%。

⑥与回视相近似的情况，还有扫视，又叫做“行间移动”，是眼动的特殊情况。阅读时的扫视，是从一行文字的末端移至下一行文字的开端的眼动。刚开始学习阅读的小学生，反复扫视的运动较多，而且容易发生串行或反复寻找的情况。初步掌握阅读技能的学生，反复扫视的现象会逐渐减少，但扫视时，视线从上一行文字末端跳到下一行文字的开端，一般都是跳得很近，往往需要短距离地再跳一次。

⑦在美国阅读心理学家古德。伊洛费看来，造成阅读速度慢的主要因素中，有关眼球运动的有三点：一是  ，二是 ，三是 。这些已经成为研究阅读的专家学者的共识。因此，我们只要在阅读过程中有意识地改善这三点，就可以使阅读速度得到提高。如果能长期坚持下去，就会形成快速阅读的能力。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

现代新儒学的“儒”与“新”

方克立

新儒学思潮有“儒”处，也有其“新”处。它的“新”，在于它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吸收和融合了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而它的“儒”，则在于它仍然认同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传统的思维方式，并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把西方的价值整合到传统之中。

具体地说，新儒学之新表现为新的形式、新的义理、新的观念。所谓新的形式，是指新儒家们与传统儒家的“述而不作”不同，他们是述而且作的。他们不像传统儒家，把创新放在四书五经的句子之间来表述；而是把四书五经放在一旁，用独创的、系统的体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现代新儒家都有自己的体系，且卷帙浩繁。建立体系的意识，应该说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传统中国哲学局限在经学的范围之内，是不注重创建系统的体系的。

新的义理是指新儒家们大都受过西方哲学的影响，接受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观念术语等，运用这些新的义理来帮助建立他们的体系。熊十力、梁漱溟受了伯格森哲学的影响，熊氏的“大化流行”、 “体用不二”以及梁的“意欲说”都有伯格森哲学的影响。

所谓新的价值，是指民主与科学。从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到现在，历史已经走过了近八十年的历程，但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并没有在中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程度，所以民主与科学仍是新的价值。现代新儒家们，也包括目前还不能称“家”的儒者们，都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篇幅，论证中国文化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并不相违背，中国文化可以接纳它们并把它们作为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东西来对待。

新儒家的儒，是与其新相对应的。儒的手法，主要是指阐释的思维方式。现代新儒家虽然大都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他们的体系并不是天马行空的思维驰骋，而仍然表现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阐释，他们是以“我注六经”的方式，行“六经注我”的实质。新儒家们大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哲学史观和对前人褒贬臧否、排斥与吸收其思想的独特做法。这些构成了他们的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也是他们构造体系的出发点。同时，他们也未尝不借助于自己的哲学史观，为自己的体系添上一个权威的注脚。儒的义理，一方面是指儒家的重要观念，如仁义与性善、理与良知、内圣外王说等，都得到了新儒家的保留；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新儒学体系的最终目的，是要表达传统儒家义理和精神。

（选自《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有删改）

刑德之说，诸子所执不同，秦汉学者所言之刑德，在周秦间有以赏罚论刑德、以教化论刑德等不同的。

以赏罚论刑德，为法家的基本观点，是霸道学说对刑德的思考。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手段，便是刑赏结合。罚，体现的是刑；赏，则体现的是德。刑赏并用，可以约束百姓按照国家设定的合理范围行事而不至于违法。国君有意识采用赏罚督责官吏、管理百姓，是为“刑德二柄”。在法家的学理中，刑德只是作为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之权操之于君，群臣听命而已。由于法家秉持严刑峻法而忽略德治，其所理解的“德”，只不过是庆赏的恩惠和爵禄，属于手段，既非帝道论的本乎阴阳之德，亦非王道论的仁义之德。而刑，主要体现在对百姓的惩罚上，是以法律手段惩处违法者，与天地秩序无涉。

以教化论刑德，是儒家刑德学说的理路。在儒家看来，刑、德不可或缺。从《论语》中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主张来看，孔子治国亦不弃刑罚，常采用以刑正德的手段，引民向善。这一做法，为后世儒家所继承，至荀子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民思路：“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相对于法家单纯依靠刑德赏罚进行国家治理的思路，儒家更注重礼法合治，刑德相成，反对不教而诛。经过了秦法严苛而骤亡的教训后，汉代儒生更强调德主刑辅，以纠正秦法之弊。如贾谊所言：“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强调以德治国，以刑为辅，通过教化改良百姓，将刑罚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手段。在这样的学理认知中，汉儒坚持推崇以教化治国、以礼乐导民，将之视为尧舜王道之治的经验。

在这其中，儒家所谓的德，是以礼义为基础的心性培养、道德养成和行为修养，而非法家狭隘的“庆赏”；其所谓的刑，则指因礼义而形成的法度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与法家所谓的“杀戮”立意迥异。这是因为儒家承认社会有先天道德要求、群体价值，在此基础上明确“法”作为对人之后天恶性的惩戒，担负着卫道护德的功能，由此而推行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养民而不是刑罚罔民。帝道刑德论，亦承认刑德源自先天秩序，是外在天理赋予人的约束性，这是人之能群的客观存在。相对于王道更多强调先天秩序的道德感，帝道更多强调先天秩序的规律性，认为人世间的社会秩序，源自于自然秩序，因而社会的运行，必须遵照与天地俱来的客观要求。

（选自《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认知的形成》，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