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带来的负效应

高新技术的发展，应包括健全其抗御“灾害”的功能。但迄今为止，高新技术进步并未与高可靠性工艺、高可靠性监控、高可靠性管理的系统支撑及质保体系相匹配。因此，频频出现难以预料的尴尬局面。海湾战争中，美国“爱国者”导弹命中率并不是100％，美军启用的高新技术武器竟然演出过误伤多国部队的“悲剧”。80年代初日本地铁总线ATS自动停车装置因失控机率不为零而发生撞车事故，之后又有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至于一位患关节炎的病人在接受微波治疗时，因干扰使他的心脏起搏器程序出现问题而致死，更迫使人们正视高新技术发展的负效应。

这种负效应还表现在导致高新技术产业不景气的“巴洛克化”上。附加在各类高新技术产品上的许多理想化的机能派不上什么用场，最多不过是未来成功的早产儿。高新技术的“绿色化”也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地球及其大气层是有限空间，容纳生物及平衡生态的能力存在极值。高新技术所带动的现代工业化极大发展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也同步缩小了宝贵的有限空间，“极值”再也不是想像中的数值了。诚如人言：“以马达和电子线路为武器的‘灰色技术’指挥人类向地球宣战，地球回以干旱和酸雨；只有当‘绿色技术’升帐后，才可能中和酸雨时代。”

人类走向航天空间30多年了，3600多颗人造星体为太空添丁，这是人类的骄傲。但“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至今外空间的残骸、失效的整体装置、飞行物残片、宇航员丢弃的工具等，已多达10亿余个，这无异于开辟了太空垃圾场。高新技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作为跨世界的课题等待人类攻克。

个体性与普遍性为哲学的重要论题，作为心与理统一的具体形式，王阳明良知论体现了联结个体品格和普遍规定的哲学意向。

从哲学史上看，最早提出良知概念的是孟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里的良知，主要指先天的道德意识。王阳明将这一范畴引入其心学体系，并赋予它新的内涵，并主要体现在良知与“心即理”这一命题的沟通。心即理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为心，另一为理，“心”更多地侧重于个体性的方面，“理”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包括天道意义上的普遍法则与人道意义上的普遍社会规范。在王阳明看来，个体之心与普遍之理并非截然分离，两者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关系，而良知便是心和理统一的具体形态。王阳明一方面注重个体在评判是非善恶中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赋予判断的准则以普遍的内涵，个体性与普遍性在王阳明那里内在地结合在一起。

在理智与意志关系的辨析方面，王阳明一方面对个体的意志非常重视，认为“志”如同船之舵，提供了个体的行动导向、规定了个体走向何方：“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意志的作用则表现为一种坚忍不拔的力量，赋予行为以坚毅性。另一方面，王阳明又肯定，意志在总体上受到内在理性的制约。在王阳明的心目中，意志总要受到理智的引导。如果缺乏这种引导，“志”就会演化为个体的意气之私，蜕化为一种私人化的意向。王阳明一再提到在行为过程中应该做到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里的“当”即“当然”，引申为普遍的规范。按王阳明之见，行为取舍应该以当然之则、普遍规范作为依据。对个体意愿和普遍规范的双重肯定，从另一个层面展开了良知之中个体性的规定和普遍性的内涵。

具体到社会之中，每个个体往往会面临群和己、个体和群体、个体和整体等关系。孔子区分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为己”的特点在于以自我完成、自我充实为学习过程和道德涵养的目标，“为人”则仅仅是学给他人看。王阳明所注重的“为己”，这里不难注意到他对个体、自我的关注。但与仅仅从个体意愿的层面强调个体性有所不同，成己、为己已开始将个体性落实到一个现实的社会层面。王阳明提出了无我的观念，无我侧重于认同社会、认同整体的价值，反对因个体利益的追求而否定、消解对群体的责任。

王门后学以对个体性方面和普遍性方面的不同理解展开而衍化为不同流派。到了明清之际，在黄宗羲那里，王学的内在二重性开始在理论上得到某种扬弃。黄宗羲他一方面强调个体自身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黄宗羲又提出“为天下”的观念，即出仕、做官，不是为君主一个人，而是为整个天下。这一思想表现了把个体性与群体性重新加以沟通的趋向，这是王门后学演化的积极理论成果。

（摘编自杨国荣：《王学的内在张力与王门后学的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