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黄宗羲所理想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其一，学校为思想解放的创新之地。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黄宗羲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真理不是皇权所能独裁的，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使“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气，从而形成严重的“封己守残”。有鉴于此，黄宗羲大声疾呼要冲破迷信，要学贵独创，学贵自得。他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己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其二，学校职在“养士”，此为国泰民安的根本。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造就一般的人才，或者是科场得意，进而能博取功名利禄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的太学生那样，“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其三，学校承担着陶冶社会风气的重任。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黄宗羲认为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黄宗羲主张，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凡一邑之名迹及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表章，皆学官之事。”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胡发贵《黄宗羲的“学校”观》，《光明日报》2018年8月4日11版）

“韵”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最初用于音乐。梁建文帝在《劝医论》中，首次把音乐的“韵”引入了诗歌美学，他敏锐地发现了诗歌中超迈悠远、耐人寻味的那种艺术趣味，与音乐的“余响”不绝、让人回味的“韵”在感官上相通。从此，“韵”与诗，就成为密不可分的一对姊妹。

诗人之韵，是诗人个人的音乐修养、风貌，以及这种修养、风貌在诗歌作品中的作用。古人以“琴棋书画”来评价艺术的修养，“乐”是第一要求。他们认为，诗人对音乐的修炼，既可以使诗人形成与众不同的气质面貌，也能使他在创作时自然地表达内心的情感，既是一个人成为诗人的前提，又是诗人进行创作的一种手段。清人袁枚在《再答李少鹤》中视神韵为先天真性情，作品中的神韵，是作家的艺术修养的自然流露，作家的神韵，决定作品的神韵。韵既是作品中的态度风致，也是作家的态度风致在作品中的体现。

诗歌之韵，既体现为外在的音乐形式即声律，又体现为内在的审美特质。诗歌的外在之韵指向明确，内在之韵内涵更丰富。在古典诗论中，韵是作为作品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存在的。宋代李膺把“韵”比作朱弦遗音，大羹遗味，也就是说，作品必须具有超出文本之外的、令人回味的因素，这种因素是作品必要的组成部分，否则作品便是“庸俗鄙”一样的作品。明人胡应麟把“筋骨”、“肌肉”和“神韵”作为作品的三大要素，“筋骨”相当于作品的立意，“肌肉”相当于语言的运用，“神韵”则是精神气质。在他们看来，诗歌光有外在的形式如语言、结构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精神风度和丰富的话语蕴涵，这是诗歌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宋人范温那里，韵也同样是作为古典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和追求而存在的。他认为韵与一些具体的美的形式和风格相区别，它不是某一种具体的美，如巧丽、雄伟、奇、巧、典、富、深、稳、清、古之类，而是对各种具体美的总的要求，是各种美达到最高峰的产物。如果没有韵，那么空有美的形式的作品是不会令人信服的；如果作品不能在韵上胜出，那么它的美也就随之失去。

对于接受美学来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它产生以后，就已经不属于作者本人，而是属于读者，因而面临着被无限阐释的丰富可能性。这种丰富的可能性，是由作品中独特的话语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跟读者本人的阅读经验、接受能力、心境等分不开的。而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韵又是诗歌的美带给读者的那种绵延悠长的回味。姚鼐在《与王铁夫书》中说王铁夫的诗“咀诵之余，别有余韵”，其实就是说诗歌中的话语含蕴在经过了他的咀诵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感受，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出发感受到的诗歌魅力。

“韵”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美学特征。它指向文学生产的整个过程，关乎作家、作品和读者，含义丰富多彩而具有广阔内涵。在多元化的当代诗歌写作中，如果我们能以与时俱进的眼光，赋予古老的“韵”新的时代精神，从中寻找和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的美学体系，将会对新诗的发展大有裨益。

 （摘编自《文艺报》徐峙《“韵”的三种形态》）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什么是“天下”？人们多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为其定性，如邢义田所言：“天下观是指人们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但是，当中国人以美学视野规划它的生存境域时，天下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时间为人的世界经验植入了运动和过程，它的价值则在于为主观经验建构的天下秩序增添了变量，使其由井然有序的状态，变化为活泼生动的状态。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地带，中国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中国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呂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一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