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和”本是一个博弈学概念，是指在博弈过程中一方得到的正是对方失去的，得与失相加是零。这反映在思维上就是零和思维。零和思维看似有经济学模型的支持，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错误哲学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博弈论关于零和的模型，只是对抗性博弈在绝对封闭状态下的一种理论情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零和的现象。“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对人类社会利益偏好多样性的形象描述；西方谚语“棋盘外总是有东西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只要系统是开放的、历史是前进的，零和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事实上，人类社会正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人类社会实践正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零和思维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哲学判断基础上的。因为预设人性是恶的，就武断地认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恶的，在社会交往中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所以必须把所有利益都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人性有恶的一面，但也可以举出更多人性为善的事实。人之为人，不在于究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面对善与恶的纠缠，可以作出顺应客观规律、彰显人性光辉的正确选择。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一时之偏蔽恒常之正，把一种哲学假设当作客观事实和立论基石，这在理论上体现为无知，在实践中表现为偏执。如果零和思维大行其道，在社会交往中动辄如临大敌、邻人遗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世界也不会向前发展。但事实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就是因为人虽然免不了被人性中恶的一面诱惑一时，但抑恶扬善、抱团成群始终是“学以成人”的主旋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基调。

零和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零和思维之所以为了一棵树木而甘愿失掉一片森林，是因为形而上学思维看不到社会实践中的合作、变化、发展，无视开放进步的客观规律。对于秉持零和思维的人来说，只有眼前的、当下的利益才是真实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存在、都不作数。这种形而上学思维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悲观，对未来没有也不敢有信心，总担心已经得到的东西会失去；二是保守，对于发展变化怀有深深的恐惧，总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事实上，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不是在封闭状态中自生自灭，而是在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证明和实现自己的存在。虽然眼前的蛋糕就那么多，但放开眼界，外面还有更多的蛋糕；虽然当下的蛋糕就那么大，但长远来看，将来会做出更大的蛋糕。零和思维自我封闭、拒绝合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别人的门也堵住自己的路，侵蚀自己发展的根基也损害人类的未来，最终害人害己。

 （摘录自2018年09月06日《人民日报》的《零和思维没有出路》）

荀子在《乐论》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的美学见解。

荀子曾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美的存在，并进而认为人的生理感官有感受美的能力，审美享受部分属于人的本能欲望。既然审美与生而自然的人类本性欲望有关，那么作为供人享受的“声”——音乐，当然也是其来有自的。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论》)“乐”于人的性情抒发，又给人以审美快感。“声音动静”是“乐”产生的基础，人和“乐”相辅相成，也相生相息，彼此间的这种存在关系本身，也就决定了“人不能无乐”。这样，荀子就表明了他对音乐的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看法，即“乐”关系着人的存在，是人基于自身本性的一种需要。

人需要“乐”，“乐”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乐”自身又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从音乐的基本性质来看，由于它源于人的性情抒发，所以也能感动人的性情，它对于人不具有强力制约，而只是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来感染之、教育之。因此“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论》)。从音乐表现的内容来看，它集中体现为一个“和”字。“乐之中和也”(《劝学》)，荀子甚至把它突出强调为“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乐论》)。关于音乐的形式，荀子认为，音乐强调表达，这种表达应该是“乐而不流”。他又从具体表现手段上，把音乐区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关于声乐，他说：“失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关于器乐，他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音乐演奏要先定一个中音作为基本音，用来确定乐调的谐和，然后再把各种乐器配合在一起，调整好节奏，一齐合奏来完成一支美妙的乐曲，由此可以看出，荀子不仅对音乐演奏极为熟悉，而且他也似乎有意识地把音乐演奏这种形式上的“合奏”，同音乐表现“中和”的内容密切联系起来。这里显示出荀子对音乐深刻而又独到的美学见解。

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这是荀子音乐美学思想中重点阐述的问题。他认为，好的音乐应该“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因此这种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乐论》)。荀子在这里自觉而明确地把音乐当作审美教育的有效工具，认为好的音乐可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驱逐危害人的“邪污之气”，并进而促使君臣上下和敬，父子兄弟和亲，乡里长少和顺，使整个社会的上下左右、人与人之间保持在和谐稳定的既定秩序之中，最终“移风易俗”，达到“天下皆宁”的理想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荀子无疑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

毋庸讳言，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优点和缺陷都十分突出。一方面，他把音乐与人的自然欲望、感性、快乐相联系，这不但肯定了音乐中感性因素的审美意义，而且确定了音乐和人的存在之间无法割断的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从而使音乐(包括其他艺术)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极大加强，这一思想的提出，使荀子在音乐的审美评判上几乎超过了他所有的前辈。另一方面，荀子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音乐治国、美育治国的教化思想，而且把这一思想作了相当片面的突出和发挥，人为赋予音乐以音乐之外的许多责任和义务，从而使他的音乐美学思想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功利色彩。

(选自王长华《诗论与子论》之《荀子美学思想述评》，有删改)

园林与昆曲

作为比翼双飞的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和昆曲艺术都相当集中地体现出极富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这是巧合吗？不是！两者都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相互交融、整合结出的果实。

去过苏州园林的人不少，但能真正道出其美的人却不多；听说过或看过昆曲的人也不少，但能深刻认识其美学价值的人却不多。

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昆曲是雅得不能再雅的“阳春白雪”，而昆曲的发祥地，正是在分不清究竟是“城中园”还是“园中城”的苏州。在许多人的眼里，没有园林，苏州，便不是苏州，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一句：没有昆曲，苏州也不是苏州，完全应该是成立的。

不仅《牡丹亭》的主人公杜丽娘唱出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词句，昆曲的许多剧目和内容都和园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曲，曾经取材于园林，也曾吟唱于园林，与园林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拙政园中的卅六鸳鸯馆，便是园林主人与友人们欣赏并演唱昆曲的地方；而网师园的濯缨水阁，怡园的藕香榭，也都有演戏的功能。

苏州园林，精致雅洁，亭阁居高，绿树葱茏，充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和文人意识。这种浸透着精神因素的物质景观，是东方审美情趣的凝聚和物化，形成一种品位极高、自成体系的中国园林文化。园林的主要功能，是供人们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获得赏心悦目的审美满足和愉悦的心理效应。春雨冬日，夏蝉秋虫，在四时不同的园林景观之中，人们会触发许多遐思和联想，兴发许多相聚、雅集等人际活动。

因而，伴随着游园而来的许多顺时应景活动，诸如宴月飞觞、迎春赏花尤其是度曲吟唱之举频频进行。在情景交融之中，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园林所提供的良辰美景、审美情趣和应时节俗方面的满足。

昆曲艺术与园林艺术的必然结合，能使人获得美好的艺术享受和思想净化的双重审美效果。昆曲鼎盛时期也是苏州园林艺术成熟并登峰造极的时期，更是苏州文化艺术和商业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由此可见，昆曲与园林水乳交融，相依相存，成为园林文化的延续和衍化，使苏州园林从更高层次上发挥了它在审美领域中的多功能作用，变“静态”艺术为动静结合，显示了无限生机和魅力。

地方文化艺术的特色总是与当地的水土风情和人文底蕴息息相关。昆曲和园林，都发轫于具有广采博取兼容特性的太湖文化（吴文化），昆曲将文学、音乐、歌舞、美术、雕塑、武术乃至杂耍技艺融汇兼容于同一载体，与园林艺术共具幽雅、细腻、抒情、婉约的艺术风格。

欣赏苏州园林，需要进入一种“虚境”。无比皎洁的月光，在宣纸一般的云墙上，将摇曳的树影筛成动人的水墨，也许就在此时，又添了一声青蛙自荷叶上跳入水中的响动。欣赏园林之境，不是用很细微、很淡然的心态，是无法进入角色的。

欣赏昆曲，又何尝不是如此。要知道，昆曲唱演和欣赏的最佳形式，从来就是粉墙花影，笛箫鼓板，三五知己，花前品茗，梅下饮酒，箫竹盈耳，拍曲应和，情兴倍添。昆曲清唱和表演艺术，在它的形成阶段并非剧场艺术，而是园林里的艺术。

而要真正品赏园林，又当是蕉窗听雨般的情致，而人文化的蕉窗听雨情致，便是有着同样意味的昆曲了。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