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星即使在两个旋臂之间，也像流水一样漂浮在我们的四周——气势磅礴的自身发光的星球，有些虽然像肥皂泡一样脆弱，却又大得可以容得下1万个太阳或1万亿个地球；有些小如一座城池，但密度却比铅大100万亿倍。有些恒星跟太阳一样是孤独的；多数恒星有伴侣，通常是成双成对，互相环绕。但是那些星团不断地从三星系逐渐转化成由数十个恒星组成的松散的星团，再转化成由百万个恒星组成的璀璨夺目的大球状星团。有些双星紧靠在一起，星体物质在他们之间川流不息。多数恒星主要是以可见光或红外光放出光芒；其他恒星也是X光或射电波的光源。发蓝光的恒星是年轻的星，会发热；发黄光的恒星是常见的星，它们已经到了中年；发红光的恒星常常是垂亡的老年星；而发白光或黑光的恒星则已奄奄一息。银河里大约有4000亿个各种各样的恒星，它们的运转既复杂又巧妙。对于所有这些恒星，地球上的居民到目前为止比较了解的却只有一个。

每个星系都是太空中的一个岛屿，它们与其邻居隔光年之距遥遥相望。我可以想象，在无数星球上的生物对宇宙的模糊认识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在开始的时候都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小小的行星以及他们周围的那些区区可数的恒星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星星了。我们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对宇宙的正确认识是逐渐形成的。

大概许多恒星都有跟我们类似的行星系:在外围具有由大气环所包围的行星和冰冻卫星，而在接近中心处则有温热的、天蓝色的、覆盖着云的小星球。在一些行星上可能已经有高级动物，他们也许正在从事某种巨大的工程建设来改造他们的行星世界，他们是我们宇宙中的兄弟姐妹。他们跟我们的差别很大吗？他们的形状、生物、生态、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如何？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星系的行星上。由于重力作用，它们被迫做近似圆周的运动。冥王星是被太阳照亮的，因为太阳离它很远，从漆黑的天空中看上去，太阳只不过是一个明亮的光点。巨大的气体星球海王星、天王星、土星——太阳系的宝石——和木星都分别有一个冰冻卫星做伴相随。在气体行星及其冰冻卫星的内侧就是充满岩石的温暖的内太阳系。例如，在那里有红色行星——火星。在火星上有高耸的火山、巨大的裂谷、席卷火星的大沙暴，并且，完全可能还有一些初级形态的生物。

宇宙汪洋茫无际涯，范围之大，难以想象，而地球仅是其中之一，完全淹没于宇宙汪洋之中，它的存在可能仅仅对我们有意义。地球是我们的家，从整个宇宙来看，它不但景色迷人，天下稀有，而且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行程所经历过的所有时空当中，只有这个行星上的人类开始对宇宙进行探索。我们有人类百万年来用巨大的代价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我们这个世界人才济济，人们勤学好问。我们的时代以知识为荣，我们是很幸运的。

（节选自《宇宙的边疆》

汉代的酒文化

我国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尊、高脚杯、小壶等陶器，都是用来酿酒或饮酒的。西周时设有“酒正”“酒人”，掌管有关酿酒和酒令等相关事务。到了汉代，酿酒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饮酒之风”盛行，形成独特的酒文化。

在汉代，饮酒大量被认为是豪爽的行为。光武帝时的马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经常醉倒在皇帝面前。酿酒业有巨大的利益，国家对其实行官营政策。武帝太初三年春二月，实行官府酒类专卖制度。当时酒是必需品，实行官营后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武帝死后，酒类专卖制度被取消，改征酒税。这就放松了国家对酒类等的专营，有利于酿酒业的发展。

当时的贵族和官僚视饮酒为“嘉会之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杂会万人以上”。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婚丧嫁娶、送礼待客、节日聚会是畅饮的大好时机。

当时酒的种类众多，有米酒、果酒、桂花酒等。河北刘胜墓中出土有“稻酒十一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等题字的陶缸，说明了酒的种类很多。汉景帝时的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这里的“醴”就是一种米酒。

在汉代，酒用作实行仁政的工具。孝文帝即位后下诏曰：“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酺五日”的意思是欢聚饮酒五日。孝文帝元年三月诏曰：“年十八以上赐米、酒、肉。”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

酒还用来篇劳军士。刘邦当年进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武帝初置四郡保边塞,臧宫率兵屯驻骆越，越人“乃奉牛酒以劳军营”。

酒在汉代也用于医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养生方》和《杂疗方》中，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治疗的药酒方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中也有大量的记载。

汉代还有乡饮的仪式。乡饮是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是在举行射礼前的宴饮仪式。仪式严格区分长幼尊卑，要选择吉日举行。成帝鸿嘉二年春三月，博士行“乡饮酒礼”。每年三月学校在祭祀周公、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

按照汉代的礼俗，当别人进酒时，不让倒满或者一饮而尽，通常认为是对进酒人的不尊重。灌夫与田蚡有矛盾，灌夫给他倒酒时被田蚡拒绝了，灌夫因此骂座。

当时男女宴饮时可以杂坐，刘邦回故乡时，当地的男女一起在宴会上“日乐饮极欢”。汉代时供人宴饮的酒店叫作“垆”，当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在临邛开了一家酒店，相如“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

按当时宴饮的礼俗，主人居中，客人分列左右。大规模宴饮还分堂上堂下，以区分贵贱，吕公当年宴饮，“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礼仪制度的严格。

（摘编自王绪栋《浅析汉代的酒文化》）

诗词与音乐的关系

中国古代诗歌一开始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就是说诗是用来表达人们情感意志的，歌则是用来咏唱那些表达思想情感的言辞，五声旋律紧紧依附着歌唱，而律吕则是用来调谐五声的。可见言志之诗和歌唱关系之密切。从原始歌谣，到“诗三百篇”，都是诗乐一体，密不可分的。

到了战国时期，楚地歌辞本来也是合楚地音乐而歌的，如《孺子歌》等，而大诗人屈原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他的《九歌》仍按乐调写新辞，另一方面，他的《离骚》中虽然“乱曰”等极少数地方也许能唱，但全诗373句，2490多个字的主体部分只能诵读而不能歌唱。这就开始将配乐而歌的“诗”，演变成为纯语言艺术的“徒诗”，这种用文字来表达的诉诸视觉的“徒诗”重在抒发个人情怀；而与乐一体的诉诸听觉的“乐歌”，则重在抒写群体心态。屈原开始了个人独立歌唱的新时代，这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代的乐府诗，是配乐歌唱的，在乐工的眼里，当然不把歌辞放在首位，甚至有任意割裂和拼凑歌辞以入乐的现象。但创作诗歌的人们的兴奋点，主要不在诗歌能否入乐演唱上。到了汉末建安时代，“三曹”“七子”等群星将诗坛映照得一片通明！他们中也有一些诗歌是按乐府旧调写成，可以入乐歌唱；但摆脱音乐而写诗，已经逐渐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作诗重在抒发自己的情感，诗的文学生命开始高于诗的音乐生命。再往后，摆脱音乐的诗人们，又转向构成诗歌最基本的要素——语言——去寻求节奏和音律之美，也就是用诗歌内在的语言声韵不同，语调的抑扬变化所产生的音律美，代替从诗的外部配加上去的回旋起伏的音乐美，这就是南朝齐永明年间出现的“永明体”诗，正如有的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脱离音乐之后的纯语言之诗发展到一个日臻完善的阶段。不同种类的艺术越是各自发展，便越是各自臻于成熟，诗歌和音乐的分离，也有力地促进了各自的成熟和发展。

词是在音乐的土壤萌芽和诞生的，早期的词是受到音乐洗礼的一种音乐文学，是经过无数歌者歌唱的一种新体歌诗。所以唐五代时人们称词为“曲子”或“曲子词”，因为音乐的曲子有长短，旋律有繁简，节拍有急缓等因素，就使得合乐而歌的歌词，句式上有长有短，调子也千变万化。可以说词的基本体制，是被音乐陶铸而成的，所以说词体文学是词与乐的较为完美的一种结合。音乐对词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即便是到了南宋后，词已经不再完全入乐歌唱，而成为一种新的韵律诗歌后，按词谱所规定的韵律乐调所填的词体文学的肌体中，音乐的烙印依然是不可抹煞的。

（节选自程郁缀《唐诗宋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丧葬活动及丧葬文化均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宗教思想和鬼神思想。早期人类信奉朴素的多神宗教，相信鬼神存在，灵魂不灭，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祭祀活动即丧礼来达到使死者复生、灵魂转世的良好愿望，同时借此表达对亲人去世的悲哀和怀念之情。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变出一套系统的丧葬礼仪及文化，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意志和礼仪特点。从夏商周开始葬礼即已进入了系统化程序化发展阶段，春秋时期进入完善期。史料记载，秦汉丧葬礼仪已相当复杂，共分三个部分：葬前之礼、葬礼、葬后丧服之礼。葬前之礼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小敛、大敛、哭丧、停尸等。葬礼包括：告别祭奠、送葬、下棺等。葬后丧服之礼包括：丧服、丧制等。丧礼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有相应的寓意，必须严格遵守。

我国古代丧葬文化与“孝”文化密切相关。“孝”源于儒家的核心思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即是爱。何为爱？孟子对爱作了精辟的论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其次爱一切大众，最后爱自然万物。爱亲人首先是爱父母，爱父母则为孝。“孝”作为儒家社会伦理思想的基础，对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它的社会政治结构，从下至上依次为：家庭、家族、宗族、皇权即国家权力。因此家庭关系稳固了则家族关系稳固，家族关系稳固则宗族关系稳固，进而皇权即国家权力就稳固了。而“孝”文化则是处理和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之间，宗族关系之间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要求。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是处理和规范人际纵向关系的标准，悌是处理和规范人际横向关系的标准，一纵一横，纵横交错，维护和促进了社会政治基础的稳固。统治者还认为“忠臣出孝门”“人臣孝则事君忠”。孔子也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封建统治者深知“孝”文化对于稳固社会统治基础的重要意义，都将孝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各朝文书中通常都有一句：“圣朝惟以孝治天下”的套语。

孝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养老和送终。养老是对父母生前的赡养，送终是对父母死后的埋葬。根据孝的本意，两方面都很重要，但实施的社会结果是出现了轻养厚葬的现象，这是由封建统治者自身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统治需要而造成的。统治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希望进入冥国仍能继续享有人世的尊贵。因此他们为父母，为自己建造起一座座豪华的坟墓。统治者的厚葬之风影响带动了民间的丧葬之风，民间纷纷仿效，互相攀比。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文化，直接的社会政治逻辑结果必然是大力提倡厚葬，并最终以国家法典形式颁布实施。史料证明，最迟在西汉开始就颁布了较为完善的丧葬法规。同时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局限在相对狭小固定的地域，以家庭为单位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促使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具有天然的血亲联系，更成为生存的相互依靠对象。这种重孝、厚葬观念越来越浓厚，礼仪越来越繁缛。

（选自徐止平《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