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海南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呼吁：尽早启动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制度改革。据该提案的第一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介绍，现行特殊工种可提前退休名录大部分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至今未能与时俱进开展清理调整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制定的具体政策规定、审批条件差别很大，亟待改革和规范。

（摘编自《工人日报》）

材料二：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目前延迟退休方案仍在抓紧制定中，需要综合考虑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供求、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人口预期寿命、社会保障制度进展情况等多种因素。目前，我们正在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考虑，会适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目前我国退休年龄标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均预期寿命40多岁的情况下制定的。如今，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73岁，养老保险的赡养比也下降到3：1。延迟退休是应对养老金收不抵支风险、维持政策代际公平的有效选择。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认为，上海一个女性能活到85岁，如果55岁退休，后面要领30年养老金。如果不改革政策，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必然要“啃小”，增加下一代人的负担，这从代际公平上来说不太好。

（摘编自360百科）

材料三：

3月12日，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小组会议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在回应委员呼声时表示，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不仅是60岁，从长远来看恐怕还要有所延迟。”汤涛表示，无论是从养老金方面，还是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方面来说，延迟退休都是大势所趋。2017年，俄罗斯就已经做出了延迟退休的规定。不过，汤涛也表示，不少职工对于延迟退休有着不同的意见，例如一些女职工，长期在急难险重的岗位上工作，从体力劳动和危险性的角度考虑，她们不愿意延迟退休。对此，有委员建议，对企业干部，可以参照政府部门的规定予以优先解决，而对职工，则允许其自我选择是否愿意延迟退休。对此，汤涛说道：“我赞同你的观点。”

在2016年3月29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需要遵循多项原则：一是小步慢走，渐进到位。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龄。“我举个例子，比如5年以后，你是60岁退休，这个政策施行以后，那你可能是60岁零3个月退休，这样大家便于接受。”时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的尹蔚民说，“第二个人可能是第二年退休，那他可能是60岁零6个月退休。”二是区别对待，分步实施。尹蔚民表示，根据国家现在不同群体的退休年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从实际出发，区分不同群体的情况，分步实施，并提前公示，做好预告。

（摘编自《工人日报》）

材料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曾表示，延迟退休政策最根本的原则是“小步慢走，渐进到位”，为了给公众做好心理准备的时间，政策出台后至少五年，才会渐进式实施。2017年没有出台相关方案，如果2018年出台，2023年落地实施的话，以下四类群体会受影响：

（1）小于等于50岁的女性工人，即1973年及以后出生的女性；

（2）小于等于55岁的女性干部，即国家文件规定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正、副处级女干部，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

（3）小于等于55岁的男性工人，主要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即1968年及以后出生的男性；

（4）小于等于60岁的男性干部，即1963年及以后出生的男性。

按照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到同时达到65岁。

在美国，职工延迟到70岁退休，可以比在65岁退休多拿40%的退休金。发达国家男性退休年龄多为65岁，女性为60岁～65岁；发展中国家男性退休年龄多为60岁，女性为55岁～60岁；50岁退休为全世界最早退休年龄。

多数国家普遍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或者计划提高退休年龄。如美国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韩国领取养老金的年龄2013年由60岁调整为61岁，2033年将提高至65岁。加拿大政府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160多个国家的统计，中国女职工50岁退休，中国是全世界中等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

（摘编自《劳动报》）

寓言课上的预言

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姜琳，正在给孩子们讲寓言故事《乌鸦和狐狸》：一只狐狸见到乌鸦嘴里衔着一块肉，就赞美乌鸦羽毛漂亮、身材健美，并说要是再唱支歌那就更可爱了。乌鸦心里高兴就开始唱歌，可是刚一开口，嘴里的肉就掉在了地上，狐狸叼起肉得意洋洋地走了。

姜琳讲完故事的寓意，让大家做练习，她说：“同学们，请你们每人对受骗的乌鸦说一句话。”几乎每个学生都是按老师的暗示对乌鸦说，以后别再虚荣了，听了恭维话就得意忘形，要接受教训。只有一个名叫董玉素的胖乎乎的女孩说：“乌鸦，你别难过了，再吃肉时我分给你一块。”

小女孩说完，班上同学一阵哄笑。姜老师说：“你这个孩子，是非不分，就像《农夫和蛇》那则寓言里讲的农夫一样，将来走到社会上非吃亏不可。”小玉素心里不服气：乌鸦受骗心里正难过呢，它这个时候一定最需要好朋友的安慰了。

接着，姜老师又说：“大家再想想，如果乌鸦和狐狸再见面，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同学们抢着回答：无论狐狸怎么夸奖乌鸦，乌鸦就是不理它，最后，狐狸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老师说：“同学们回答得都很正确。”这时，一个小男孩高高地举起手说：“狐狸是狡猾的，它不会再重复老一套办法了。”老师问：“那你说会怎样？”

于是，那男孩绘声绘色地讲道：“狐狸再一次见到乌鸦，就对乌鸦说：‘乌鸦老弟，上次我骗了你的肉，真是对不起，我妈妈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我，要我再见到你时，一定要向你道歉，如果你不肯原谅我，我就站在这里不走了。’乌鸦见它说得很诚恳，就对它说，‘狐狸大哥，我原谅你了。’乌鸦一说话，嘴里的肉又掉了，狐狸赶紧跑过去把肉抢了过来。狐狸正要把肉吃下去，忽听乌鸦在树上哈哈大笑，‘臭狐狸，这回你死定了，我在肉里下了毒!’狐狸一听，连忙把叼到嘴里的肉吐出来，跑向不远处的小溪边，不停地用水漱口。这时，乌鸦从树上飞下来，不慌不忙地叼起地上的肉飞走了。”

小男孩讲完，班上的同学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姜老师也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说：“吴宝河同学想象力很丰富，故事讲得也很精彩。好好努力，日后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转眼2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老师姜琳，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特级教师。

这天，她作为教育界知名人士，应邀到一所监狱，为那里的服刑人员作帮教演讲。到了那里才发现，一同受到邀请的还有本市享有很高声誉、由下岗职工组成的“三实”家政服务公司的女经理，她就是当年那个安慰受骗乌鸦的小女孩——董玉素。让她料想不到的是，演讲结束，代表监狱服刑人员发言的那个穿着囚服的人，竟是她当初预言会成为作家的吴宝河。

两个身份悬殊的人同时叫她老师，让姜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听了董玉素介绍她的“三实(诚实、踏实、朴实)”公司经营理念，以及她对服刑人员充满关爱、鼓励的话，姜琳老师突然明白，当年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小女孩，不顾老师提示的所谓正确答案，去安慰寓言中被讽刺、嘲笑的对象——乌鸦，这是多么可贵的童心、爱心!而那个年纪小小，连狐狸都敢骗的孩子，所表现出的那种“智慧”后面，又隐藏着多么可怕的东西啊。这孩子生活在怎样的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狡诈的心计？自己当年怎么就没有想过呢？

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①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人才会纠结“媳妇母亲同时落水”的问题。这个难倒了大批中国好汉的问题，如果拿来问问老外，比如美国人，回答很可能就没那么纠结了：选择另一半。

②为什么会这样？心理学家说，因为中国人离不开妈妈，就像我们离不开自己。

③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者的研究首次发现：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00具有“自我参照效应”，也就是说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00对与母亲相关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00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实验中，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对象，在“自我参照效应”实验的经典范式上再增加了母亲参照条件。比如问“‘勤劳’一词适合描述你的母亲吗？”通过类似问题让参与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将“勤劳”这个词汇和母亲联系到一起。所有被试者通过类似方法将不同的词汇和不同的对象联系到一起，再测验其记忆效果。结果发现，当记忆材料与母亲挂钩时，其记忆成绩与自我相联系的一样好，两者都优于其他条件下的成绩，包括名人作为参照条件。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不仅与自己相关的事能记得更好，与母亲这一“重要他人”相关的事也具有相同的记忆效果。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对西方人而言，“母亲”与“总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都不及被试者对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

④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对中国人而言，“对母亲的情感”似乎并不难理解也并不陌生：在我们幼时的回忆里，往往离不开母亲的身影；当男孩长大后，尽管在外面呼风唤雨，回到家里还是母亲的孩子；甚至问及奥运冠军“最想把奖杯送给谁”时，母亲也会是得票最高的。

⑤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这与“自我概念”的文化背景有关。一般来说，“自我”包含了与自己有关的个性、身体特征、职业等许多内容。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表现不一样。在文化心理学界，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 “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她认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因此可以推测，对美国人来说，就算是母亲，也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己人”，“自己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当然也就放在心上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男人与美国男人对于“两个女人同时落水问题”的反应。西方文化鼓励独立和个人价值，尤其是成年个体要建立自己新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参与和影响力会主动降低，理性的美国人会选择对今后生活重要的人。而对中国人而言，不管是出于伦理或是情感，母亲早已是 “自我”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并且不具有可替代性，很难舍弃。

⑥从上面来自行为实验的研究可见，文化对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产生了影响。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这种影响真那么确凿，那么在中国人的大脑里是否存在相应的自我表征的神经生理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 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者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为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

⑦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还是中国人的大脑比较特殊呢？为此，研究者特别研究了双重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群体——香港人。在研究者提示了中国文化元素后，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同住在腹侧内侧前额叶；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的神经基础是分离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是 “深入骨髓”。受中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人的自我甚至会根据文化情境转换：有时候母亲像是“路人甲”，有的时候又与母亲“形影不离”。

⑧总之，可以看出，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母亲是密不可分的成分。这说明，中国人把母亲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算是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母亲更依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