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

（2）生态整体观古已有之，古希腊的“万物是一”、 “存在的东西整个连续不断”等可谓生态整体主义的最早发端。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生态整体主义形成于20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是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利奥波德提出了“和谐、稳定和美丽”三原则，罗尔斯顿对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系统论证，并补充了“完整”和“动态平衡”两个原则，深层生态学代表人物奈斯又补充了“生态的可持续性原则”。国内外有一些学者把生态整体主义称为“生态中心主义”。这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用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误解生态整体观。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是把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做整体的中心。中心都没有，又何来中心主义?

（3）生态整体主义超越了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以人类个体的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颠覆了长期以来被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它要求人们不再仅仅从人的角度认识世界，不再仅仅关注和谋求人类自身的利益，要求人们为了生态整体的利益而不只是人类自身的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裁能力的物质欲求、经济增长和生活消费。有这样一种说法:环境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并在发展过程中解决。这听起来似乎有理,但却掩盖了几个最为关键的问题:这种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是治理环境并为后代造福吗?如果是,这种发展的主要收入用在环境治理上了吗?这种发展把重点放在环境科学研究和替代资源开发上了吗?这种发展解决了多少环境保护和资源替代难题?这种发展是否使当代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是否使后人的生存条件逐渐改善?如果不是,这岂不又是一个掩饰、一个幌子,又是打着解决环境问题的旗号实行先发展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老套路吗?而惨痛的历史教训和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条老路现在不仅完全行不通,是死路、是绝路,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要走到尽头了!

（4）人类真的可以做到超越自身局限进而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高度考察问题吗？人类真的可以做到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并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谐、完整、持续来约束自己呢？回答是：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固然，人像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从自己的角度认识事物并为自身的利益攫取生态资源的本性；但这并不能成为人类不能、也不该为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考虑的理由。人是唯一有理性的物种，人的理性曾经使得他超越了万物，把自己视为世间唯一的主宰和管理者；而今，理性也可以而且必须是他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站在生态系统整体的高度去保护自然万物。人类还是有同情心的物种，同情心是人类能够超越自身的视野、经验和利益的局限去认识和关怀万事万物。如果人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不能设身处地地为他者考虑，那么，    在人类社会的范围里，人们    不可能做到超越个人中心、男性中心、白种人中心、欧洲中心。否认人类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与否认人类应当抛弃极端个人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

（5）人是有局限的物种,也是还在演进和变化的物种,在演化进程中,他曾经犯过无数的错误，走过许多弯路。从生态危机和生态整体观的角度来看，人类几千年来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尺度，没有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与人类的长久存在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这个错误导致了无数可怕的、难以挽救的灾难。今后，如果人类还要继续以自己的意愿为唯一判断标准，则必将犯更多、更可怕的错误，直至自己走向灭亡。生态整体主义倡导人类跳出数千年来的旧思路，努力去认识生态系统，进而将认识到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衡量人类一切观念、行为、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基本标准，为防止人类重蹈覆辄、为人类缓解乃至最终消除生态危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根源。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离不开诗呢？那是因为诗和我们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个民族把诗意看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本质。说到底，西方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则是用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

譬如说，苏东坡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到了一个典故：尧统治天下时，手下的法官皋陶要杀犯人，但尧反对了三次，主张不杀。主考官欧阳修特地问苏东坡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坦然回答:“何需出处!”他是根据策论的需要，自己编造出来的。还有个例子是《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史书，但鲁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鲁迅非常含蓄地指出，《史记》其实不是真实的史书，它是散文，是诗。譬如“鸿门宴”,写得如此精彩，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但鸿门宴在历史上有没有如此真切地出现过呢？其实司马迁只是非常合理地写了一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重要的一位史学家，也是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在为我们民族留下那样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在文化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常常看到“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这类话题。事实上，不少传统文化的内容与改革开放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或是毫不相干的。例如，《楚辞》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改革开放?二者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不等于说《楚辞》没有价值。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其价值并不可以也不可能在功利主义的坐标中得到肯定，而是要站在文化自身发展的立场上来断定其价值。

至90年代末，学术界在“传统与現代”的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这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丢弃、摒除的东西，拒绝或抛弃是不可能的；传统文化对于人的一种作用，而传统对于人的作用和意义，又依赖于人对传统的诠释、理解。因此，传统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中利用它，知何创造性地传达其意义。

在多数知识分子的理解中，“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功能性的概念。事实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或“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一个范围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问题的课题，这是国为“现代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現代生活中仍有传统，也不可能离开传统。尤其是現代人仍需要终极关怀、价値理想、人生意义、社会交往，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承继与转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支持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其理性化的同时，还需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思考中华文化传与中国現代化发展的问题，即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价值更为凸显，传统价値体系的集成和改造将对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完备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挥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一切传统都与现代化有冲突的一面，都必然对現代化发展中的物欲横流、价位解体、人性异化、人际疏离、文化商业化等消极因素持批判态度。传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规范引导現实、重建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这已经是转型期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与其他外来文化和宗教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发挥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在稳定社会心态、塑造向上精神、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这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我们高兴地看到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已经日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对振奋民族精神、重建价值体系、复兴中华文化的关注和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关注已经从现代化的主题转为民族复兴、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主题。当前，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发挥传统的积性、如何借鉴传统的精华，从而提高文化自觉，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正是文化心态成熟的标志。

节选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年第4期

孝子培养不能舍本求末

郁喆隽

《论语》：“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孔子的话提出谈论“孝”的两个重要方面：“孝行”与“孝心”。有了孝心自然会有孝行；换言之，孝行是孝心的自然流露与结果。孝心是本，孝行是末。

近日媒体报道，某学会近日启动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主要针对4-6岁儿童，辅以考评、证书和跟踪等手段，计划5年培养百万孝子。此举恰恰是在培训儿童短时段的孝行，而忽视了长时段的孝心培育。此外，在该工程的推广和宣传中，充满了大工业时代的词藻、语汇和思维。它自身好比是一个批量生产孝子的流水线，而那些儿童孝子就是它的产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些“产品”的质量如何，保质期有多久。

孝的教育应当培育“孝的精神”，即把“孝”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内在化到青少年心灵中。而那种将教育视为工程的技术思维，仿佛将“孝”视为人的一个“插件”，通过短时间的“加工”即可外在地获得，并且终身有效。这种教育理念上的偏差，导致该工程从一开始就有舍本逐末之嫌。没有孝心的孝行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将“孝心”还原成“孝行”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恰是这个时代鲜有孝子的深层原因。

社会化理论指出，由特定机构，如学校、培训机构执行的狭义教育，只能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起到很小的一部分作用；很多其他环节，诸如家庭、亲友、邻里、社区、媒体等广义教育，都可能对青少年的社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社会化的偏差。单纯狭义教育不是培养出“孝子”的充足条件；只有广义教育的每个环节都对了，才能培养出“孝子”。这类似于所谓的“链条原则”——链条的整体强度取决于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当链条被扯断的时候，断裂的永远是其中最弱的一环。

社会学家们普遍认为，家庭对社会化的作用是最大且不可替代的，因此被称为“首要社会化”。从近几年的案例来看，家庭恰恰是上文所述的培养孝子过程中最长、也是最为薄弱的一环。今年3月，刚下飞机的男青年汪某因为母亲不能向他提供留学日本的费用，在浦东机场拔出两把尖刀刺伤母亲，后被媒体称为“机场刺母案”。庭审中汪母表示，自己为了工作需要长期出差，与儿子的沟通出了问题，而且平时也不注重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可以说，可怜人也有可恨之处，汪母既是受害者又是其子行为失范的责任人。培养孝道的主要领域是家庭,家庭中的示范、榜样对青少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孝道之所以能延续，其实质乃是好的父母与儿女相处关系在家庭中每一代人身上的重新体悟和建立。以此观之，由某个家庭之外的机构来执行“孝子培训”，不仅在其有效性上值得怀疑，而且有越俎代庖之嫌。

公域（社会机构）对私域（家庭）的直接干预本身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副作用”。一个外在的孝道规范，将抑制每个家庭直接参与对“孝道”的现代诠释，从短期来看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干涉了家庭的自主性和孝道的可持续性传承。

笔者无意质疑“孝道教育”在这个时代的必要性，但要时刻注意“入门须正”和“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道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节选自《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