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而言，大和以后的诗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为“晚唐”。从表面上看，晚唐诗人的苦吟精神或许颇近于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然而杜甫的诗兴或萌生于民生疾苦等社会现实，或有感于悲欢离合的内心情思，或触发于山川云物、草木虫鱼等自然景物，为情造文。晚唐诗人则陷入了一种为文造情的窘境，咏物与咏史两类题材在这一时期也便特别繁盛。诚然，晚唐诗人并未满足于咏物与咏史这两类题材，他们也力图开拓新的题材范围来达到创新，但他们的求新由于胸怀眼光的原因，往往流于险怪、荒诞，与创新题材随之而来的，则是对细枝末节式的具体技巧的刻意求新。这使晚唐诗歌中律诗所占比重之大，远超盛唐、中唐诗人。然而，在存诗较多的晚唐诗人中，有多人的作品中竟无一首古风。此外，后人评论晚唐诗，凡有所称赏，大多是着眼于一联只句。甚至于辛文房评晚唐诗人云：“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语或过当，但确实深中其病。对于晚唐诗歌，沈德潜的观点是：“‘鹭鸶飞破夕阳烟’……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尽句中矣。”在为晚唐诗风辩护的言论中，清人叶燮可谓最称平允云：“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然而若论一年花事，春花生机勃勃，元气淋漓，秋花虽美，毕竟属于“晚香”，难免呈露肃杀萧条之态。诗至晚唐，唐诗便进入尾声了。

（有删改）

书札的文献价值研究

书札也可以称为手札、尺牍、书翰或者书信，诸名之间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但又有所区别与侧重。书札与尺族牍、尺素兼重物质形式与文体形式，相比之下，后二者又更为古雅一些。这是因为书写尺牍所用之材质；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纸张未发明之前，书写信函不是用竹简，即是用木牍，偶尔亦用小幅丝帛织物，即为尺素，这就是先秦两汉时期用“简”“牍”“礼”“牒”或“素”等称呼书信的由来。手札与书札、书翰相近，但书札、书输强调其为书写的作品，而手机强调其出于书写者的亲笔。书信则侧重其文体内容，着重其社会交往的功能。但是，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人使用这些名词时，各自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也不免混用。还有人使用“尺素”或“笺素”之称，在追求古雅之外，又更加强调笺纸的形式种类及其物质文化意义。例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有《笺素珍赏》，其副标题就是“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也有人使用“名人墨迹”这个名称。从字面上看，“名人墨迹”当然有多种多样的物质形式或文体形式，但手札无疑是其中之荦荦大端。

毫无疑问，书机是浩如烟海、品类繁多的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献类别上说，书礼文献是写本文献的一种。所谓写本文献，是相对于印本文献而言的。一般而言，印本文献刊印之后，即可化身千百，存世者往往不止一本，同一版本者就有相同的文献价值；而写本文献往往只此一本，并无复制本，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书札文献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件书札都是无法复制的，即使作者重抄一遍，其墨迹也不完全一样。因为独特，所以稀罕；因为稀罕，所以珍贵。书札的文献价值，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史料价值。因为出于当事人之手，书札提供了研究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中所披露的人事关系、政事秘辛，往往是不见于正史记载或公开报道的，往往寥寥数行便抵得千言万语。

其次是艺术价值。传世的民国以前的书札，大多出于名人之手，这些名人或者是著名学者，或者是达官贵人，或者就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或艺术家。他们大多具有很高的书法造诣，除了那些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较多的传世墨迹之外，大多数名人的手迹并不常见。后人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手札中，不仅可以一亲前贤之手泽，也可以欣赏他们在书法上的艺术成就。值得一提的是，书札中的名人墨迹，代表的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书写常态，最真实、最原生态地体现了其书法的艺术面貌。

第三是文物价值。所谓文物价值，既取决于此类书札的珍稀性，又与书写者及收信人的年代与身份以及书写者艺术水平的高低有关，更与书信用笺相关。笺纸的材料、形制、色彩、图案乃至制作笺纸的纸店笺铺等方面的信息，既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书礼文献的文物价值，也提供了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书札文献的新颖材料。

《笺素珍赏》一书的封面上，印了这样几行煽情文字：“聊供凭吊——那个逝去不远、曾经天翻地覆、风云际会、影响深远的时代；聊供品味——那些曾经创造了历史亦被历史铸就的各路风云人物；聊供赏阅——甄选在本书中的晚清、民国各色花笺、素笺上极具个性的名人手迹墨宝。”前两点说的主要是书札文献的史料价值，后一点说的主要是其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