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古老的家乡有了新的神话，小河里多了几口水井。最初我是不信的，等回乡看了以后，我黯然失语了。

⑶河里的水井 ，是村里几位放羊的老人挖下的。过去的羊群在河滩上啃草，渴了到河边饮水，现在河水干涸了，无水可饮，放羊的老人就在河中心挖了几眼水井。几十步就有一个，似一汪汪晶亮的眼睛，对天而望。水井不深，却清澈，白羊把脖颈伸进去，便能饮水止渴。

⑷几只白羊跑过来，簇拥井口，头对头的形状，极似摆放的一片硕大花瓣，又像凝固在 河里的一片云朵。我蹲在河里的水井旁，痛心地看着，就像 看到了母亲身上的伤口。我的心 里在流泪……

⑸我在宽阔裸露的河床上，茫然地来回游 走，像小时候在河里洗澡，游来游去 。荒草覆 盖的角落，依稀 可见黯黑色的粒粒羊粪，与精致的 鹅卵石和多彩的贝壳混杂，犹如曾经 的欢 乐与现在的失落交织 ，心底泛起隐约的灼痛。

⑹我满怀忧伤地踟蹰游走，不知道在寻找什么。走累了，我躺在河里的草滩上，遥望着 深邃的天空，静静地倾听小河边花开花落的声音…… 清爽的河水漫过来，溢满全身，我在河 水里静躺。河水柔软地冲刷着身心 的疲惫，鱼儿嬉闹，叨舔着身上的污垢。我宿醉在河水里， 享受着曼妙的惬意。

⑻近几年 ，我常回故乡，望着 日渐瘦弱多疾的小河，在心底无数次默默祈祷，千万别在某一个时辰，断了那一丝喘息。有你在，季节轮回的光阴里，就寄托着无限的欢乐，村人的希望和梦想，就会延 绵不止，所有的憧憬就会永不熄灭。

⑼可谁也想不到，河水在我日夜的忧虑担心中 ，悄然走完了千年的流淌，流完 了最后一滴泪，似一位慈祥一生的母亲，撇下她滋养数载的两岸儿女，静静地躺在了物欲横流的尘世。

⑽我明白，小河熬过经年忍辱负重的无情日子 ，再也难以承受强欲的侮辱，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望着天上银河的繁星，绝望无助，向尘世留下临终的一瞥，屈辱而又无奈 地停 止呼吸。

⑾河水带着怆然的悲痛，像一枚搁浅在季节里的梦，从我们的意念中飘向远方，留给子 孙后代一地的干裂和沉重的启示。我想，河水最终痛彻心扉的凝视和离弃，是不忍心的，甚 至还带着难以割舍的深深眷恋。那几眼水井，绝不是为了几只羊的存活，而是她用一生微薄 的积蓄，留给村民的 最后遗产。那是她不放心的惦念，临 终的一缕牵挂和慰藉。

⑿河水是有灵性的。河水的滋润，赋予我们无穷的智慧。河水带着遗恨和痛伤走了，我 们的心智便会渐渐枯竭和萎缩。没有河水，家乡的容颜就会蜕变衰老，村庄再也不算完整。

⒀在没有水和鱼儿的河里，我坐起身来。愁楚地走向河里的水井 ，掬一捧清水饮下，河 水依然清凉甘甜，心里却咸苦酸涩，似乎喝下的是 浑浊的泪水。忽然脑海里浮现出一个 光怪 陆离的画面，如果有 一天，河里的水井再也挖不出水来， 那该是怎样的景象？

⒁我心里有了莫名的怯怕和恐惧。回眸的瞬间，瞥见几只羊羔打闹着从桥下的洞孔中穿 过，心就再一次痉挛 。

⒂羊羔的嬉闹是无意的，却分明嘲讽着桥的尴尬。那座弓腰驼背的石桥，曾经像一条彩 色的纽带，连接着远方和外面的世界，如彩虹一样照亮了我们的生活和前行的步伐。石桥， 曾经是村人的荣耀， 救赎着我们的岁月。

⒃如今，石桥在静默的时光里 ，孤独地悬跨在无水的河上，面对河里的水井，显得沧桑而抑郁。

（有删改）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殷商的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完成。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没有周公，则礼乐文明体系难以建立；没有孔子，则礼乐文明的精神就难以大白于天下，而这正是唐代以前周孔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认识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就要学习孔子思想；但从产生的次序看，则是先有礼乐文明，后有儒家学说。周制是孔子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因此，礼乐制度才是儒学的社会存在之“体”。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相亲相爱的真诚情感。孔子以仁为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他同时强调以礼为仁的前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如此说来，孔子摄礼归仁，以仁为礼之内在基础；同时又摄仁归礼，以礼作为仁的实践途径。因此，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互摄的。同时，他又认为，仁是礼的精神前提，礼乐规范应当归本于仁；仁的达成又以礼为前提，礼是仁道的实践途径。所以，仁与礼是互为前提的，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所在。

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礼乐文明的信仰结构本身，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内存空间，使得它足以涵融各种外来文化，这正是中华天下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礼乐文明体系本身被解构，涵融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被打破，它们便失去了和平共处和交流会通的思想文化平台，“诸神的和谐”也就被“诸神的战争”所代替，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变迁所特别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经过长期激进的反传统而被摧毁，丧失了社会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义理转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远。

新时代，儒学能否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有删改）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保护非遗，最根本的是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一个非遗项目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可以主要从以下六点加以判断：实践活动是否持续并富有活力；基本实践方式，如手工技艺之于某些传统工艺项目，是否得到保持；基本文化内涵是否得到尊重；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是否得到弘扬；相关社区、群体和传承人的保护、传承及再创造权利是否得到尊重；传承人群是否得到保持乃至扩大。

非遗保护工作有一个重要理念：见人见物见生活。中国剪纸技艺列入非遗代表作名录，不是因为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剪纸图案，而是因为剪纸深深融入了中国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和情感表达，成为很多地方社区和民众生活的部分。厘清了这一点，就不难把握非遗保护的对象，以及政府在剪纸项目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即保护和培育这种大众文化生态，支持开展剪纸活动的习俗和社会实践，让剪纸传统及其技艺在当代生活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至于是沿用过去的图样，还是创作新的题材，是传承人或爱好者在公序良俗规范下的文化表达权利。

（摘自项兆伦《用大历史观看非遗》）

材料二：

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统计情况

图1：少数民族非遗类型

图2：少数民族非遗分布情况

（改编自肖远平、王伟杰《中国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传承人统计分析》）

材料三：

非遗保护传承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自下而上”的。我国137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大多是先辈在劳动、生活中产生的对忧乐，生死、婚配，祖先、自然、天地的敬畏与态度的表达，是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活态文化。非遗虽然被称为“遗产”，但又不像别的已经“固化”的遗产，它是仍然存活在我们当代生活中的传统，也许已经老迈，却不是朽木；也许已见式微，却从未消亡。非遗保护传承的另一条线索是“自上而下”的。随着对非遗的重视，国家的政策、财政的资金为非遗的保护、传播，传承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和支持。

除了政府的引导，还需要更多的力量加入进来。我国的春节、泼水节，以及西方的圣诞节之所以风行，就在于产业的力量，让商家广泛参与。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形象符号，圣诞歌和圣诞礼物的仪式营造，都成为商家“圣诞大餐”的内容，既调动起人们参与的兴趣，也让商家赚得盆满钵满。

在互联网时代，非遗也要与时俱进，用好网路传播工具，让“传播”与“传承”产生“化学反应”，形成活态存在的生命力。首先，互联网可以为民间工艺提供广泛的销售平台。互联网的链接功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销售平台的建立——使消费者、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实现无时空障碍的沟通。其次，民间工艺线上推广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线下体验机会。再次，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心态也随之发生改变，个性化消费需求显著提高。互联网时代，商家可以利用消费数据的积累分析出商品的市场反响情况，对不同的消费者有的放矢，实现更精准的营销策略。

（摘自杨文博《民间工艺如何与互联网结合》张玉玲《活态传承需全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