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对知行关系的总体概括。“知行合一”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在动态之维,它意味着先天的“良知”通过“行”的过程,逐渐形成比较自觉的意识。“知行合一”同时涉及“知”和“行”之间的互动,在这一意义上,一方面,行要由知加以引导以取得自觉形态:没有知的引导,行往往无法摆脱盲目性;另一方面,知必须落实于行—知而不行就等于未知,真正的知需要通过落实于行而得到体现。

从知和行相互统一的角度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便可以注意到,这一观念对把握、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其理论上的意义。就“知”而言,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内涵的理解,包括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血缘意义上的自然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区分开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可能的条件和前提,等等。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现成的存在形态,它需要通过实践过程加以构建,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表明了这一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总是会涉及经济生态、安全等不同方面。从经济上说,促进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理互动,形成有序的经济运行模式,包括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向,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等。这一切表现为经济层面人类命运共冋体构建所有可能的前提。从生态上说,以温室效应的控制、环境的保护等为指向的生态关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全球不同地区的共同努力才能加以建构。在人类安全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反对单边主义,避免仅仅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需要出发,罔顾全球性的安全关切;另一方面,又应当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真正的全球性安全格局的形成,离不开以上的双重努力。同时,在历史的行化过程中,基于多样的历史背景,人类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从文明形态之间的关系看,其中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应被赋予主导性或绝对的优越性,相反,需要从宽容、尊重多样性的角度来对待文明的不同形态。对文明差异和多样性的这种尊重和包容,也是构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从人类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这里又涉及多样前提,包括合理面对文明发展与科学的关系,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科学本身如果缺乏引导和控制,也可能导致负面的结果。科学应当造福人类,而不是对人类发展构成威胁。今天,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晨,但科学的发展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其结果也难以完全预知,如何通过调节、引导、控制,避免科学技木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使之能够造福人类,并进一步引向和谐的人类共同体,无疑也是今天在实践层面上需要关注的问题。这里既涉及“知”,也关乎“行”,心学中的“知行合一”观念,则为理解和处理以上问题提供了思考的背景。

(摘编自杨国荣《心学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煎得痛快 熬得过瘾

米丽宏

①女作家池莉写过一本书——《熬至滴水成珠》。书里说：“意象是熬出来的，苏醒是熬出来的，人生的春天是熬出来的。”

②其实，人生，能不能熬出春天，很多时候，不在煎熬本身，而在你怎样去经历和享受煎熬。

③煎熬往往意味着逆境、危机、艰难险阻，乃至无奈、低落、悲哀、痛苦、琐碎平庸的日常。但任何一段光阴，都有绸缎般的美丽，任何一段经历，都有外人无法领略的精彩之处。

④煎熬之中，支撑你的不是兴奋、决心或者惯性，是逆境中一颗善于发现的心。万物静观皆自得。要静，要观。“静”中之观，会更敏锐，如同你身处暗夜，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点微弱荧光，它足以引导你突破生命的拘囿，达到心灵的自由。

⑤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红楼梦》是一部哭书。无一例外的是，这几部书的作者，在俗世的眼光里，无一不贫穷潦倒、一事无成。他们，也曾住草庵，也曾赏野花，也曾“满径蓬蒿老不华”。而思想的“眼”，时时睁着，明镜一般映照着世相盛衰。这些书籍，被后世奉为经典，是因为作者们虽陷于生活的“熬”，却醒于“智者”的观：依循表象，看到本质，透过表皮，触到精神。大智慧者有大痛苦，大煎熬者生大格局。

⑥煎熬，其实是中药汤药的制法，将草药浸水，慢慢煎，细细熬，直至精粹溶于水，成浓浓药汁治病救人。人也一样，在事业里熬，在技艺里熬，在艺术里熬，不能缺的，是那份痴缠、沉迷和投入。熬到一定份儿上，会恍然发觉：这人生，除了凑合，还有惊艳；除了划算，还有甘愿：除了均衡利弊，还有赴汤蹈火。而且，熬着，熬着，痴缠里面有了热爱，热爱里面有了喜悦，喜悦里面有了过瘾的感觉。外人看来好像山穷水尽的泥穴，你却觉得是花繁叶满的桃源。

⑦林散之被赵朴初、启功称为诗、书、画“当代三绝”。他一生写诗两千多首，书法方面被誉为“当代草圣”。他为自己取的号是“三痴生”，三痴，几近疯魔，可谓痴绝。他写诗，-时时在推敲，包括病卧时、睡梦中、吃饭时、走路时，兴起便吟。练书法绘画，几十年寒灯苦学，已成为性情中物。其“痴”，已成为一种境界。

⑧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说：“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全部能量凝聚于一点，那一点往往迸射出闪亮的火花。

⑨痴缠成瘾，简单专注，身心潜藏的巨大能量又能得以释放，托举着灵魂飞升，跃到高处去，享受生命的精彩。

⑩煎熬，有瘾。那瘾是一种彻底投入后的浓烈享受，然投入的过程，往往痛苦：要多大的毅力、多严明的自我纪律，才能勒住意念的缰绳。半点消极怠工都会让你前功尽弃。因为那涅粟的极致快乐就在认真单纯的求索后面，就在那必不可缺的苦头后面。”女作家严歌苓阐述的“瘾”，接近于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

（11）跑步爱好者，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跑至半程，’是最难熬的时候。起跑的冲劲已消散，双腿沉重，呼吸急促，心脏要爆炸，而终点似乎还很遥远……但这一段煎熬之后，便会享受到严歌苓说的“涅椠般的快乐”：从生活中抽离，进入了一种自由的舞蹈。

（12）煎熬，似乎是用许多不自由，换来灵魂飞升的自由。受点苦楚，经历一番刺激，享受它，观摩它，玩味它，你发觉自己早已不跟处境计较什么，甚至充满感谢。因为正是凭借它，你获取了秘密通道，找到了一种纯粹的极致快乐——飞升的自由。

（网文，有删改)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美术。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是缥缈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完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美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唯不能，而且不必。

文学作品也是同样。譬如《论语》“子在川上曰：‘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绝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 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儿，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吗？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绝不回头吗？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义就值得玩味多了！誓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四十字把乡村风景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宏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渊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白香山在《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著名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一句谚语说：“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他们男女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古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美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的巧。

以上是从各种艺术中信手拈来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在一起，我们可以得一个公例，就是：拿美术来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吐肚子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产生的印象和美感，有含蓄比较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美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本文所谓无言之美。

（摘编自朱光潜《无言之美》）

性灵源于古代诗以言志之论，性指本性，性情，本真；灵有灵机、灵巧之意，侧重于情感表达的技巧，后来又加入了天赋、契机、生趣等含义。自南朝刘勰、钟嵘之后很长时期内，性情、性灵、情性在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时候，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并不存在大的差别，都是在古典诗学性情论的语境中使用。明代中期以来，王阳明心学盛行海内，主张“心者天地万物之主”，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和思想学术的僵化状态。与此同时，传统伦理对人性的禁锢进一步加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又刺激了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明代社会随处可见“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又随处可见对金钱、美色的追求。万历年间，王学左派尤其是其后期杰出的代表人物李贽，对程朱理学做了尖锐批判，提出保护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的发展，在文学上提倡“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汤显祖倡言“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都表现出以情反理的鲜明特征。晚明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则将这股个性解放的思潮与古老的“性灵”相结合，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宣言。他们强调诗文创作当不受传统伦理以及古人陈法的禁锢与束缚，自由地抒发真情实感，即使言语拗口难工，也显示出作者自己的本色与独创，呼吁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无所依傍、天真率直地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

性灵追求创作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本真，自然也就深入到了世俗、琐碎的社会生活，开始坦率地表达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好货”等生活欲望的肯定和追求，注重创作主体在精神上的独立不倚，强调灵感触发的创作冲动，以童心、幽默、风趣以及冲决传统伦理之束缚的信念，荡涤了文坛抄袭剽窃丧失创造的卑弱文风。

然而，晚明性灵文学思潮在产生之初，助推个性解放以反抗传统伦理的同时，也存在鄙俚庸俗、狂放怪诞之失，公安末流的创作又导致了新的文坛流弊。公安派自身的修正以及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的另辟蹊径已经不可能力挽狂澜。加上明清鼎革，广大士人饱经动荡之苦和亡国之痛，一代知识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尤其是顾炎武等思想家严厉批判以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败坏了世道人心，甚至将其与“神州陆沉”“五胡窃据”相联系。故而他与钱谦益、黄宗羲、傅山、魏禧等都呼吁文人回到古学，尤其是经学的立场上，重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于是，被公安派思想家激

（摘编自曾贤兆《明清性灵与文学演进》）

荀子认为礼是治国的纲领，所谓“国之命在礼”，其价值不可小觑。荀子提出，在治理国家进程中，礼犹如称量轻重、衡量曲直、描绘方圆的工具。礼的制度体系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保障，缺少礼的引导，国家的运行就难以走上正轨。没有礼的规约，社会的治理将难以实施。治理国家必须首先在礼的调控下满足人的欲望与合理要求。然而，如果一味纵容人类无限的贪欲，掠夺有限财富，将会导致社会混乱、道德无序，因此需要“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通过礼的调控既养人之欲，又制人之欲。如此一来，人们的欲望不会由于物资短缺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会因为人们欲求无度而枯竭，物资和欲望两者得以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荀子认为，“礼”是修身为学的最高境界。“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个体的礼仪修养、道德品行关系事业的成败、家庭的兴旺、国家的兴盛。因此，个体要严格律己，端正身心。此外，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混乱。荀子认为，礼具有“明分”的社会管理职能，只有明确道德秩序，才能使人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促进社会群体的和谐共生。

虽然荀子主张“礼主刑辅”，但是他在隆礼的同时也重法。荀子强调，人生来本性自私，若无老师教诲、无法律约束，只能是唯利是图之辈。对于社会治理而言，礼治与法治缺一不可。孔孟强调礼源于人的天然属性，具有道德性与神圣性，荀子则提出礼首先是制欲的工具，目的在于彰显法的功效。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针对不同对象，应采取不同措施。对于屡教不改的“奸民”与“元恶”，运用法律，严肃处理；对于其他普通百姓则应重视教育与引导。相对于礼的柔性教化，法则强调强制性的管理，重在发挥治理社会的职能。荀子提出在法治过程中要重视两个问题：其一，执法者的执法能力与道德水平。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开始，君子是法治的本源，有了德才兼备的执法者，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有力、执法有度，杜绝法不责众或者过度执法。其二，执法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要根据罪行轻重，量以不同等级刑罚。只有以法律治国，以刑法来威慑各类型的不法分子，有错必纠，有罪必罚，执法有据，执法公正，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定祥和，秩序井然。

荀子主张礼制与法律刚柔相济的管理手段，预设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赋予儒家社会治理思想新的内涵，为构建德治与法治并举的“群居和一”的社会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准备。不过，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他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立足于统治阶级立场，将治国安邦的责任赋予圣王明君，却未能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摘编自金妍妍《荀子重构早期儒家社会治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