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文化的字义有多种，一般来说，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与精神。

⑵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

⑶中国文化和西方、印度的文化很不一样，中国文化有着无神论的传播，有超越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从孔子开始就一直把“人”看得比“神”重要。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重道义而远鬼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西方宗教比较发达，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有广泛影响。西方基督教文化可以说是“以神为本”。基督教徒也重视为他人服务，这一点当然很好，可还是要信仰一个上帝。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最后信了教，每天晚上跪着祈祷，要和上帝说话，中国的儒家就没有这一套。佛教讲了很深刻、很详细的哲学理论，可它同时也讲生死轮回，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或者变牛变马，这完全是错误的。佛教东来，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并没有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的迷信成分比较少，这正是儒家比较高明的地方。孔孟偶尔还讲“天”的模糊概念，稍有一点信仰的意味，但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天”就完全没有上帝的意思了，而是宇宙的本体。中国至少在知识分子阶层，宗教思想相当淡薄，有着“以道德代宗教”的传统。

⑷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人”；《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认为人是天地的思维器官，人表现了天地的自我认识；孟子辨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强调了“良贵”观念，即人有道德自觉心。有人对此不了解，说中国自古是“他律”，服从于外界的压力、管束，说西方文化是“自律”。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些观点都强调了人的价值，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人为本”，与有神论相比，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⑸中国哲学特别重视和谐，强调“以和为贵”。春秋时期的史伯说“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所谓“和”是创新的源泉，指多样性的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指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认为和解是解决矛盾的原则。“和”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经常相互矛盾斗争，但是，如果只强调斗争，最后将同归于尽。西方也不是不讲“和”，但更强调“争”，把利益和力量之争看得很重要。

（节选自《中国文史百科总序》，有删改）

宋代文人的拐杖

中国古代文人经常写到自己用的拐杖，宋人尤喜如此。在他们的笔下，拐杖寓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

人们早就使杖这个原本简单的生活用品人格化了。人们从它身上引申出了品德等喻义，从它身上获得启示；这些品德之类的喻义，正是中国古人爱杖以及“杖文学”众多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代文人言杖，常把杖比作君子、圣贤，杖被附加上了戒慎、克制、节欲以及认真助人、忘我助人的德行，以此强调其扶持、辅佐的作用，提示人们应当从用杖中体会到任用贤人之重要。魏晋唐人除了继续将杖与扶持、辅佐之类相联系外，又将劲直、高节、逍遥和杖联系了起来。

到宋代，有的人继续申说杖的扶持作用，而另一些人则在魏晋唐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其含义。张九成、黄庭坚强调了忠信笃恭、内圣、廉、直、节。最能典型地体现宋人观念的，则是蔡戡的《邛竹杖歌》，其后半首曰：“孤根端有岁寒操，劲节肯染京城红。飘然飞去不可执，西山南浦聊从容。放行天地无障碍，倚观宇宙皆虚空。横挑斜倚任所适，去来无定如飞鸿。”赋杖以节操、脱俗、闲适、飘逸的个性，正是宋人写杖的最大特色。

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观念整合、沉淀、定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普遍的内敛倾向使各种纷扰的观念、骚动的心理被普遍的宁静之美、逍遥之求所代替。程颢的诗《秋日偶成》最具典型：“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种有别于唐人专重功名富贵的“男儿观”，代表了宋代文人人生态度的新内容。

宋人这种人生态度，也体现在对杖的品德等喻义的解说上。在宋人笔下，杖的戒慎启示、扶持、辅佐功能、贤人之喻明显淡出，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宋代文人的入世意识、政治主人翁意识的淡化。宋人的杖主要是用来显示一种脱俗、逍遥、闲适的情怀。

与这种人生态度和情怀相应的，是他们的审美情趣。宋代文人喜爱之杖，在材质上都偏爱来自山野自然的植物。他们还非常喜欢给杖加上枯、曲、瘦、短、轻等形容词。可见，宋人爱写杖，正是其人生态度、审美心理的外化表现，他们使杖有了丰富的文化附着。

所以，宋人常可通过杖来获得一些人生感悟，或借助它去表达人生感悟。如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竹杖芒鞋与马的比较中，作者体会到不受宦事羁绊的轻松自由。

由此可见，宋人对杖及写杖的偏爱是在中国文化富有连贯性的演化中，随着整个封建社会的兴衰变化，随着文人心态、旨趣的变迁而逐渐形成的。

2017年，7.71亿人次参加各类科普活动,平均每96.6万人拥有一个科普场馆;科普网站、科普类微博和公众号等互联网传播渠道触达人次超过60亿——不久前公布的这份中国科普统计数据,呈现出人们内心科学梦的快速生长、公众科学素质的日益提升。

大力开展科学普及、不断增强公众科学素质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期冀和创新的渴求。改革开放40年来,科普事业在科学的春天里恢复生机并蓬勃发展,公众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缩小,有效支撑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了快速提升阶段。到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8.47%,为实现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科普自身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质量越来越高。2013年6月20日,离地球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上,神舟十号航天员为全国青少年带来神奇的太空一课，一同领略奇妙的太空世界，激发了孩子们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热情与梦想。科普活动参与度越高,越有助于科学素质的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越高，越能够推动科普事业的水涨船高。二者的良性循环，无疑会涵养出科学事业和创新驱动战略的一片沃土，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创新大军。

从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到尊崇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科学素质的提升既关系每个人成长,也关乎国家乃至人类的共同命运。意识到人类在“宇宙年”最后一天的晚上才出现在地球，或许就会多一分对生命的理解；认识到从发明天文望远镜到在月球踩下脚印只用了几百年时间，可能会更深刻了解科学的重要性，并对创新旅程充满信心。实际上，只有公众科学素质的大力提升和普遍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才会获得更牢固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像有调查显示，尽管人们担忧人工智能会带来潜在风险，但依然有超过90%的被访者赞成“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类工作效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这说明，公众充分理解和广泛参与科学,才能够在有关科学伦理等争议性事件中明辨是非。

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科学素质的进步也不会停歇。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的当下，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星际探索、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浪潮,正不断刷新着原有知识体系和认知维度。科学突破的周期越来越短，一次新发现、新突破,很可能就会改写教科书。因此，科学素质的提升需要及时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有科技人士指出，公众科学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仍然是我国创新发展的“短板”,同时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优质科普资源明显供给不足，传播方式和能力还有待提升，科学精神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更多人具备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仍是一个长期的、富有挑战性的过程。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政府、教育界、科学共同体和企业、媒体等形成有效协同的社会网络,加上运用好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的机制，发展科普产业，拓展社会公众参与、互动、体验渠道，相信全民科学素质将会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活力会进一步激发，从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摘编自余建斌《让科学素质跟上科技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