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身是最具经典性的艺术。它不但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还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前驱,甚至是革命的“号角”。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诗在富有“诗教”传统的古代中国更具有经典性。很多中国文人都将曹丕的名言牢记于心:“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通常是中国文人实现兼济天下理想的重要工具。由于新诗与现实过近的距离,在一个“革命”、“运动”和“改革”此起彼伏风云激荡的时代,许多新诗人争当时代的弄潮儿和政治思想文化改革的急先锋。这使新诗承担了很多诗歌以外的社会功能。而社会功能的过多承载往往伤及新诗的审美意蕴,而高度的严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诗地经典意识。
经典常常与传统相依相存。新诗是以反对甚至彻底打倒崇尚经典的古代汉诗的“造反者”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的,坚持的是反传统立场。这种“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是一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抵制经典化的特殊文体。新诗孕育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全方位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时代。清末的“诗界革命”和民初“白话诗运动”要求打破包括汉诗格律传统在内的一切传统。新诗具有平民诗歌与通俗诗歌的性质,甚至过分强调通俗性和社会性。新诗革命的领袖们的理想是赋予普通人写诗的权利和能力。
新诗产量较高,最近20年产量最高。 不可否认,新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一些新诗人也写出流芳千古的经典,甚至可以说产生了“经典诗人”、“经典诗派”、“经典诗体”和“经典写作”。新诗的诗体建设是最薄弱的,却也建立起了四种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和长诗。诗作更多,仅在新诗草创期就有:胡适的《朋友》、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但是总的说来,过去百年新诗严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精品意识,有优秀诗人少诗歌大师,多庸品少精品,堪称经典的诗作更少。
新诗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与某种诗体的出现与成熟息息相关。如刘半农的《晓》标志着中国散文诗的问世,沈尹默的《三弦》则是这种诗体成熟的标志。再如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系新诗草创期“小诗运动”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所以通常情况下,新诗史只能称其为“经典”了。由此可以把新诗史的“经典”结论为四种产生方式的结果:著名文体造就的经典,著名诗人造就的经典,著名诗派造就的经典和优秀作品自成经典,前三者,特别是第二和第三者占大多数,却是最不可靠的,产生了很多伪经典。另外,新诗缺乏经典也是新诗没有地位甚至缺乏文体“合法性”的重要原因。网络诗歌的繁荣带来了新诗新一轮的世俗化和反经典化。很多诗人急于在网上发表,不愿意使用剪刀与磨石,更缺乏精品意识和经典意识,导致大量“垃圾诗歌”问世。(选自2009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略有改动)
【小题1】下列对“新诗”这一概念的有关说明,正确的一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