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science fiction，直译科学小说，由科幻编辑雨果·根斯巴克最早在《科学惊异故事》中定名，之后一直被沿用下来。传入中国，最早引进科幻小说时，鲁迅先生采用直译“科学小说”，后来约定俗成才称为“科幻小说”。

有三个事实需要注意：科幻小说，作为小说类型，文本先行于概念100多年。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于1818年出版。100多年后，才有了科幻小说这个分类。比起文学类型上有意识的创新，更不如说是文学对现实剧变的直接反映。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关系社会形态，而之后一系列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更是重新塑造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身体结构。人类直奔奇点而去。尽管大多数人毫无察觉。

真正的作家总是担当着某种先知的角色。出于作家的自觉，他们预感到人类社会将由此发生的一系列遮挡和不可逆变化。人的概念也由此被不断重写。基因改造、人机合体、外星生命这些今天出现在无数科幻作品和流行讨论中的主题，无不在回应着科幻文学诞生初始时玛丽·雪莱的惊惧。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工业化的到来迅猛无比，且方式也与以往不同，但基本情况没有改变。科幻小说唤起了人们关注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和人类对变革所作出的反应，并预见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二个事实：科幻至今未被真正定义，也不可能被定义。它的概念和界限始终变化发展着。只要对科幻文学史略加梳理，就会发现科幻小说经历了多个时期的发展，从最早的旅行故事，包括月球旅行记，经历了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罗伯特·海因莱因发展的科幻小说的新方法，直至乔·霍尔德曼的硬科幻小说，随后经历了埃德·布莱恩特“作为科幻小说的文学”的时期和格雷戈里·本福特“作为文学的科幻小说”时期，再到今天在资本鼓励下进入流行文化中的泛科幻生态，作为小说类型的定义不断被改写拓展。每一次的定义成形是一个漫长过程，而在这个概念真正确定之时又立刻被新的“闯入者”新的文学实验所冒犯和颠覆。

第三个事实：尽管独立为一个类型，科幻却没有固定模式，始终借用着其他类型说着自己的故事。

在言情小说里，爱情总是作为主题；西部小说里哪怕没有马，哪怕没有西部大荒野，哪怕没有带刺马靴，牛仔也一定会出现；在武侠小说里，不管是否有对动作的细致描写，各路功夫必须有；侦探推理小说，破案人必须有。

但很难讲清楚有什么元素是必须在科幻小说里出现。无论给出哪种回答，都会有大量反例上前质疑。在这个类型里，读者能找到各种诡异离奇的情节，各个类型小说里的元素，以及各个时空——“从任何事物的开端到其结束，从无限小的物质到无穷大的宇宙”。科幻小说如此随心所欲地采用其他文学模式，用他们的形式写着自己的故事。科幻太空歌剧正是冒险小说的另一变体，海因莱因的许多长篇更有社会小说的趣味，科幻体育小说也并不少见。据说在美国一度盛行科幻西部小说，在这类小说中，孤胆英雄坐的马被火箭飞船所替代，他手中的左轮手枪被那种能喷出致命气体的喷气枪所替代。

这是人们热爱科幻的原因，它如此活泼充满可能性。它就像云不断变换形状，如果必要甚至可以成为另一种物质。如同云受气流受温度光照地表河流分布、地形结构、人类活动等的影响，之后又反过来作用在这些因素之上；科幻超前意识到科技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再塑，于是以what if的叙事逻辑，将自身作为各种可能性的投射场。

科幻是一种主动变形的类型，是革命性的思考工具，它们唤起了人们关注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和人类对变革所做出的反应，并预见未来发展的方向。以此为核心目的，他们能够成为许多种可能，已有的，和未来的。

这种难以把握的特征恰恰是它最重要的特质。

（节选自《云层的投影》，《青年文学》2019年第7期）

   道：中国文化传统的观念

在中国文化中，“道”具体又展开为“天道”和“人道”。天道更多地与自然、宇宙相联系，其涵义在中国古代最早的经典之一《周易》中已得到某种阐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首先区别于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看到的千差万别的现象。相对于多样的现象，道作为形而上者体现了存在的统一性：以道为存在的终极原理，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事物和现象扬弃了彼此的分离而呈现了内在的关联。

《周易》中关于道的另一重要观念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涉及的，主要是世界的变迁、演化。作为现实的存在，世界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处于流变过程之中，这种变化过程可以通过什么来把握?其中是否存在内在的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看作是对以上问题的解释。

这样，一方面，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世界以道作为其根据和统一的本源，另一方面，世界的变化、发展又以道为其普遍的法则。换言之，道既被视为世界统一的本原，又被理解为世界发展的法则，在道的观念之下，整个世界不是杂乱无章、无序变迁，而是表现为一种有序的形态。

　　除天道之外，道还兼指人道。人道在宽泛意义上与人以及人的活动、人的社会组织等相关联，表现为社会活动、历史变迁中的一般原理，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便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这一点。人道意义上的“道”，首先涉及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等等，它同时也被理解为体现于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道”的以上涵义，在古代哲学家的具体论述中得到了具体阐述。孔子曾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里的“谋道”，便涉及对“道”的追求，“忧道”则表现为对“道”的关切，作为追求、关切对象，“道”即以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道德理想等等为内涵。孔子又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其中的“道”，同样也是指广义的社会文化理想或政治道德理想。价值理想不同、价值追求相异，往往缺乏共同语言，彼此之间也很难相互交往和沟通，这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表达的意思。孔子关于道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谓“弘道”，是指人能够使广义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得到实现，这里的道同样也以价值理想为内容，体现在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

“人道”意义上的“道”，同时表现为一种规范系统。规范有两重作用：从正面看，它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应当如何做，简言之，引导人们去做应该做之事;从反面说，它则告诉人们什么不可以做，亦即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或限制。作为人道，“道”的涵义，往往具体体现在这种规范系统之上。道的以上涵义与道的原始涵义相互联系：道的原始涵义之一是道路，道路总是通向某处，引申而言，“道”意味着将人引往某一方向或引导人们达到某一目标。道所蕴含的这种引导性内涵经过提升以后，进一步获得了规范意义。中国文化一再将礼、法与道联系起来：“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礼既表现为政治领域的体制，又展开为规范系统，礼之于人，犹如规矩之于方圆。规矩为方圆提供了准则，礼则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普遍的规范。同样，法也对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而表现为一套规范系统，当然，相对于礼，法作为规范更具有强制性。对中国文化而言，礼与法尽管有不同特点，但都是道的体现，所谓“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便从不同方面肯定了这一点。

文学批评的平常心

李美皆

①当文学创作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技术分析，文学批评可以进行火候时长的测量控制的时候，其实文学创作和批评已经被消解了。所以，面对技术当道的评论话语，我不能不发问：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②文学首先是感性的、通往心灵的东西，一部作品出现了，它或多或少打动了你内心的某个点，你对它有感觉，你对它有话说，才能形成批评。没有这一基本前提，批评家的技术再精湛，都是不适用因而无效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首先具备读者的审美水准，再来着眼复杂深奥的批评。如果没有前者却强行切入后者，那就好比还不会走就想跑。真不能想当然地断定批评家都具备了一个合格读者的水准，有的或许懂文学，但转头去写评论又是另一回事，好像一个死魂灵附体，所操持的话语体系令其离文学骤然远去。这样的批评和批评家是没有灵魂且毫无魅力的，甚至蹩脚或自欺欺人，很难与作品和作家形成声气相通或彼此激发的良性互动。文学创作是灵动的，文学批评也不该是一张死硬的驴皮。评论家自身懂得人心和人性、具备文学的审美和评判能力，是真正好的批评产生的前提。

③我不认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有那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行当，其实经常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批评远远当不了创作的家。有时甚至是鸡同鸭讲，那就不如不讲。有哪个作家是看着批评的风向标去写作的呢？那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作家。中国文学的高峰，都不是由于批评的先遣而出现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甚至还不明确小说是个什么东西。由于审美趣味和能力的差异，批评家对于作家作品误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当下批评主要的误判不是批判错了，而是表扬错了。有人担心批评家批判错了挫伤了作家积极性的严重后果，但我认为更需要担心的是表扬错了的严重后果。即便真是批判错了，也大可不必恐慌，想想看，既然再怎么拔高的赞美都不会使作家愤怒，就说明他们抗赞美的能力是很强的，心态是不错的，内心是坚强的，那么，略微有点假以辞色的批判，也不至于使他们瞬间脆弱下来以至于一蹶不振吧？拿出五分之一抗赞美的能力来抗批判，绰绰有余了。既然错误的赞美不会使作家愤怒，错误的批判理应不至于使他们不快。

④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样，也在经历着大浪淘沙的考验，不必担心，是金子，终究会留下来的。关于如何批评以及如何引导批评，太多急于找出真理的探讨反而可能导致迷失“本心”，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必焦虑。

（选自2017年5月10号《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