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唯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摘编自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

材料二：

大学是传播和创新知识的场所，教学和学术研究都是高度个性化的创造性劳动，只有在宽松的氛围中，才能碰撞出创造的思想火花。学生也只有在错误和失败中，才能成长和坚强。因此，大学有责任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校长院长，没有高低贵贱，不论学派亲疏，大家都心平气和，平等地争论学术，探讨学校发展。

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家族兴衰，徳行为要；大学发展，也必须坚持自己的精神传统和核心价值。我们不能为世俗而拋弃学术的独立与尊严，也不能为名利而哗众取宠、放任自流。我认为，大学的文化应当是简单的、纯洁的，不允许有尔虞我诈、奉承迎合，也不应有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真理才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大学必须守护真理的纯洁，不允许任何不良风气玷污青年人的灵魂；大学有责任代表社会良知，维护核心价值，我们只有把师生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完美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大学的使命，

（摘编自林建华《“大学是个大家庭”——北大校长林建华在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文学作品的外在形态历来多种多样，划分方式也难以归一。在这里，根据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不同反应方式，我们把文学作品分为现实型、理想型和象征型三种类型。

在中国，《诗经》可以说是现实型文学的源头。《诗经》以赋、比、兴为基本艺术表现方法。比兴中含有一定的象征因素。但就总的倾向看，《诗经》具有突出的写实精神。其后，《史记》、杜甫的诗作、白居易的诗作、明清小说等等，体现出现实型文学的基本特征。班固认为《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实录”之作；白居易主张“以似为工，以真为师”，“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曹雪芹也强调“实录其事”。这些观点说明了现实型文学的基本创作原则。从理想型文学来看，《楚辞》最早体现了其基本倾向。《楚辞》既有现实的抒写，也有寓意象征，但更主要的是奇异的幻想，表现出一种超现实的理想精神。其后，李白诗作狂放奇幻，超然于生活之上，纵横于仙境之中。《西游记》、《聊斋志异》、《牡丹亭》等都体现出幻想奇异、超越现实的特征。再看看象征型文学，《庄子》中的寓言与神话，以幻想形象暗示难以捉摸的人生哲理、哲学精神，带有突出的象征意味。在以后的体现禅趣的山水诗作中，通过水光山色、阴晴变幻写出自然、人生意境，追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暗示耐人寻味的哲理禅意。王维的一些诗作即如此。柳宗元《西昆酬唱集》的托物言志的咏物诗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象征型文学的某些特征。

西方最早的文学古希腊神话、史诗和戏剧，也初步具有了三种文学类型的基本特征。神话主要是幻想的产物，但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认识客观世界的。荷马史诗在神话传说基础上把人神化，又使神具有人的性格，表现了人们借助想象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愿望与要求，既具有浓厚的理想精神，又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荷马时代”的社会现实；古希腊戏剧中也有大量的作品是从农村酒神祭礼和民间滑稽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个时期的文学同时也带有一定的象征色彩。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人物悲剧的死亡，既是宿命的，也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西方中世纪文学中，宗教文学广泛运用象征手段，其整个形象体系也是一种总体象征。英雄史诗描写英雄人物战胜妖魔鬼怪，歌颂民族祖先的业绩。骑士传奇描写爱情、荣誉、忠诚、奇遇，富有奇幻浪漫情调。

三种文学类型的形成，是人类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在作为文学类型发展初始阶段的古代文学活动中，各种文学类型的基本结构形态已经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

（摘编自《文学作品的类型与题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