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舍离”与经济学

几年前，日本家庭妇女山下英子搞了个“断舍离”，出书立说，受到追捧，在中国也蔓延开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渊源很深，儒家、释家和道家均有牵连。按说中日传统文化不推崇极端性的生活实践，山下英子的“断”“舍”“离”，都是毅然决绝的做法，生活的境遇，让她苦不堪言而咬牙切齿地下了狠手。

从经济学理解来看，山下英子是从需求方来行事的，“断舍离”说白了就是减少需求。日本许多学者说，日本失去了“十年”或是“二十年”，经济要死不活，与这种“断舍离”不无关系。

在过往的经济生活中，物质产品的丰富，几近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物质产品的拥有，几近就是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别名。这与过往物品贫乏的短缺经济相关。确实，要这物件没有，要那东西不在，人类哪来自由，幸福更是遥远。它激发起人类生产的高度热情，引动了市场制度的强烈扩张与繁荣。结果是，经济高速增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发达区域、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甚至出现了某种形态的“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

当下的经济世界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错位:一个是家庭和外部社会的错位，即外部社会继续狂热生产和家庭内部物质产品严重过剩之间的失衡；一个是家庭和物质产品的错位，即家庭由物质产品的主人转变成仆人的颠倒。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扭曲终究是要归位的。两个错位显然在期待一次纠正，一种反转，一场革命。终于，“断舍离”爆发了。

山下英子的“断舍离”本是解决自己居家问题的。不买进不需要的东西，处理掉手里没用的东西，让家的空间宽敞起来。不曾料及的是，一个让家庭成员获取舒适感的举动，赢得的不只是大的居住空间，还有内心的自由自在，因为从此不用再对过多的物质产品牵肠挂肚、劳心费神。更不曾料及的是，山下英子不止一个，而是成千上万，聚合起来就是一个时代。要知道，那些“断舍离”的东西，曾经满足过无数山下英子的欲望，转眼便无情地束缚了她们的心灵。心无自由，便无舒适，更谈不到幸福。

这个由日本家庭妇女启动的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经济生活模式的巨大革命，它预示着人类从物质产品拥有的“极度偏好”转向“适度”；这也是一次人类经济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一味扩张生产的高速增长将被平衡生产的适度增长和不增长所代替；这更是一种人类理解自由和幸福真义的启蒙，拒绝物质产品对人的奴役，回归自由自在的状态将主导人类精神生活。我们不惊奇这种“归位”运动的到来，我们只是略微地惊讶，它为何会源起于如此普通的生活场景和如此普通的生活人群。

相应地，“断舍离”也预示了一场经济学革命的到来。这场革命的表现形式，是纠偏过往经济学畸重的“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真正从需求约束的视角或是供给、需求相互制约的视角，理解经济现实，总结经济运行，提炼经济逻辑，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这场革命的深层本质，则是围绕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实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生产之事”到“生活之人”的转变，推动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从服务各种经济体向服务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靠拢，开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细微事实到一般宏观逻辑的探索。可以肯定，这场革命将展示一幅崭新的经济学画卷。

（选自陈彩虹《“断舍离”与经济学》，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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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芳

大战过后的德国，一片废墟。两个记者步履沉重地走过，其中一个问：“他们还有重建家园的信心吗？”另一个指指地下室窗台上的花，肯定地回答：“有！有花的地方就有信心和创造生活的激情。”

忘不了外婆的布花。在那些贫瘠灰暗的日子里，那些北风卷着雪花呼啸着掠过村庄的寒冬时，寂静简陋的农舍里，因为走资派外公而被遣返还乡的外婆盘腿坐在蒲团上，打开从江西带来的一卷卷色泽鲜艳的布头，带着安详的微笑，舞动剪刀，剪出一个个瓣，一片片叶，一朵朵花。玫瑰百合月季石竹，娇艳欲滴，层层的花瓣里似有幽香袅袅散出。待嫁的姑娘们蜂拥而来，羞答答地围着外婆，想要一束花放在未来的新房里。外婆慷慨赠予，老脸笑成了一朵花。外婆还把布花送给左邻右舍的农人们，让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粗粝的心感受到了美的震动和明亮而温暖的照耀。那么灰冷的草屋，那么荒凉而寂静的岁月，因了几朵布花而刹时生动美丽起来，日子也就过得有盼头了。

满腹诗书的外公死得很惨，他是饿死的。他曾有良田百顷，可死的时候肚里一粒米也没有。外婆在他的身边摆满了布花。没有面包可以，没有阳光可以，但生命里不能一日没有花啊，那是一个人心灵的家园。

表姐萍下乡插队到湖南时带走了外婆的两束布花，我记得那是两枝嫣红的欲绽未绽的玫瑰。一年后，表姐乘的小船翻了，淹死在她养鱼的湖里，同船遇难的还有另外两名女知青。二十岁的表姐长眠在了黄土之下，陪伴她的是那两束欲绽未绽的布玫瑰。表姐一米六七的窈窕身材，爱打篮球，梳着两条长辫子，笑起来酒窝忽闪忽闪的，她还没有来得及接受爱情，品尝生命所赐予的甘美醇酿，就遽然凋零了青春的容颜。但她拥有两束布花所能有的春之希望与梦想啊，在那无边的冷寂的黑暗里。

浪迹天涯时，我在随身的行囊里放了两束已显陈旧的布石竹，是家乡山野上那种小小的淡淡的野石竹，像母亲忧郁的目光，又像岁月深情的回望。其时祖国大地已是花的海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角角落落，繁花处处如云锦。但，我还是喜欢外婆的布花，有着温暖的质地和朴素的颜色，带着悠远的怀旧情调的布花让我的心灵沉静，让我时常想起那段日子，想起故乡积雪的山峦，冰封的河流，杨林梢头的喜鹊窝，以及青石农舍里的外婆和她永不颓丧与妥协的生活。让我在面对挫折与失败时，能挺直脊背，坚定地对命运说声：不！

外婆八十六岁那年溘然长逝，至死前几天都还在摆弄花。她的梳成美丽圆髻的长发，漆黑漆黑的，不掺一根白发，我仔细找过，一根白的也没有，这让人惊奇。这使她总是漾着淡淡微笑的脸庞显得高贵，纯真而静谧，像一张天使的脸，苦难在这里留不下丁点痕迹。

我知道外婆一生都在花瓣上舞蹈。

一个有花的民族注定会强盛起来，而一个开花的心灵永远不会萎落尘埃。

(选自《星岛环球网·敏思博客》，有删改)

四书第七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

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都升到经里去了。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

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 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这里没提到《中庸》。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做中，不易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朱子认为，《大学》这部书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这部书里的道理，并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微言”，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于《中庸》，是孔子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在朱子看来，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节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四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