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进入21世纪以后，技术早已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人类自己为自己制造出的一个强大对手。自从 Alpha Go与 Alpha Zero相继诞生，人们开始对于技术的自我增长产生了普遍的恐惧。人工智能——人的这个创造物战胜人的神话正在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变为现实，哲学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科学技术的挑战。

人类生存的每一次危机都需要哲学家的关注。哲学，虽然是一种爱智慧的学问，但却根本上以关注人的生存为己任。技术，原本作为一种人类知识力量的外化形式，曾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手段。因此，当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句尽人皆知的“我思故我在”，其所设立的不仅是哲学的第一原理，也为知识以及科学和技术设定了第一原理。从此科学研究就可以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任意驰骋，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笛卡尔的哲学原则告诉我们，人（我思的主体）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理论根据，人作为世界主体，人也就成为了世界的上帝。

现代社会就是人这个上帝创造出的一个人化世界，如今这个上帝正在制造一个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于是终于开始恐慌，仿佛这一境遇是人类从未遭遇过的挑战。其实，今天人工智能对人类存在造成的危机与二战期间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恐慌并无二致。它所表达的都是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在哲学上，我们可以用知识论与存在论的对抗性关系来概括这一危机。技术本质上是哲学知识论的必然后果，其基本的诉求是试图将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进行形式化的抽象，也就是说，将一切都还原为抽象的数字，从而适用于可计算性。而存在论，则意味着对于人自身的关照，其中人的情绪、情感成为了关照的重心。那些对于人工智能充满信心者，以及那些对于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威胁忧心忡忡者都不过是知识论的拥趸:而大部分的哲学家们都可能会立足于存在论，而对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不以为然。原因不难理解: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的玄想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你将如何看待人的属性。如果你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个可以被还原为一组组数字，如同一部巨大机器上的零部件，他每一时刻的行为都是被规定好的，他未来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可以被计算出来，那么你当然会觉得人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但如果你认为人生就是偶然性事件串联在一起的一场戏剧，其间上演着的毎一分钟都包含非确定性，它的精彩是不可预期的，那么你根本不会相信任何一部机器可以完全替代你的存在。

人工智能在今天社会所带来的恐慌，一方面源自于资本的诉求，其有意制造话题，以便敞开新的利润増长点，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论的抽象原则所操控。比如人有了身价，成为了可买卖的商品，人的工作时间十分固定，以至于一天的生活与一个月每一天的生活毫无二致。这在哲学家看来是一种典型的非人的存在样态。人工智能所代替的，也只能是非人之人，而非人本身。

正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个契机，它让人可以突然越来越自省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人类活动当中究竟有多少是不可计算的部分，以便将我与机器区分开来。是的，正是人工智能，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人本身”。

（作者:夏莹，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有删改）

甲骨文作为直接出自殷商先民之手的文字记录，是真实可靠的殷商王室及贵族文献。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作为晚商王庭遗迹的性质得以确认。甲骨文对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中国文明史的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今年是甲骨文发现两甲子，重温甲骨文的厚重文化价值、总结甲骨文整理研究经验更显重要。

传统认为，甲骨文整理的理想形式是将刻辞甲骨的照片、拓本和摹本三者配合并同时公布，使研究者相互比照，取长补短。众所周知，考古资料整理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完整地再现原始材料，甲骨文的整理宗旨当然也是如此。然而从照片、拓本与摹本三种方式所体现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考虑，照片可以原景重现甲骨的面貌，拓本也可以直观反映文字的风格特色，因此对于真实地再现史料，这两种方法都不可或缺。而摹本却不可避免地会加入整理者或摹写者的主观理解及是非判断，相对于照片和拓本，价值最低，对于再现文字史料，其真实性是最不足以信赖的。

摹本旧称“搨本”，是照相术出现之前古人普遍采用的一种影写复制文字的原始形式，其做法是将纸覆于书画真迹上而描摹之。至北宋金石学初兴，时人以此法摹写铜器碑版文字，或为弥补拓本的不足，更推广为临写移录，作为不能施拓时采录文字资料的权宜手段。高精度照相术的应用，能将需要细审的文字放大到足以辨识的清晰程度，这种情况下摹本的价值自然大为降低。同时对于数量较大的甲骨文整理而言，摹本的制作费时费力，耗银耗材，如果其真实性不尽如人意，不免事倍功半。

诚然，摹本价值降低并不意味着在甲骨整理著录中完全放弃摹本。对于某些文字内容复杂，照片与拓本都不足以表现刻辞内容的卜辞而言，摹本的制作仍是必要的。因此，今天甲骨文整理工作不应盲目且不加分别地墨守照片、拓本、摹本三法一体的传统著录模式，而应以充分发挥照相技术的优势为宗旨，对每版卜辞资料作具体的分析，选取适合并足以客观呈现甲骨文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著录形式。这种做法不仅实事求是，客观合理，而且可以避免人力财力的过度浪费。

甲骨文的整理并不只是为整理而整理，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整理与研究就一直成为一事之两面，并行发展。刘鹗著《铁云藏龟》，孙诒让即作《契文举例》；罗振玉辑《殷墟书契》，又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与《殷墟书契考释》。因此，通过适宜合理的整理工作将甲骨文资料真实客观地展现出来，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可信且方便利用的原始材料，即是对甲骨文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摘编自冯时《甲骨文整理工作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