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由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放浪形骸、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时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玄学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他们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周易》《老子》和《 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正是这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另一方面，他们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不仅在那时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士人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

如何破解泛娱乐化造成的困境

王林生

①近段时间以来，娱乐泛化引发的乱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在看集些娱乐综艺节目和影视剧时，尤其能感受到泛娱乐化给我们带来的喧嚣与浮华。

②在这里，“泛娱乐化”指的是消费主义时代，娱乐性的文化快餐大行其道，日常生活的娱乐化、娱乐生活的日常化正成为当下的常态，以至于严肃被消解，整个社会成为了娱乐对象。

③于是我们看到，一批形式浮华、内容空洞的产品进入文化消费市场，它们仅仅满足于吸引眼球，不求人多加恩索，表现出低劣化、庸俗化、模式化和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当此类泛娱乐化的文化产品霸屏之时，低俗的恶搞、庸俗的搞笑、媚俗的卖弄、拙劣的表演等无底线娱乐现象就会充斥各种媒介，以明星轻佻浅薄提高收视率，靠娱乐八卦新闻博人眼球，戏读历史、消解崇高、宣扬暴力成为常态，娱乐变得没有节操。

④这样的所谓娱乐，早已偏离了正常的娱乐形式和娱乐范畴，滑向价值的空心化和表现的极端化。实际上，学界对于泛娱乐化现象的警惕与批评已持续多年，特别是世纪之交时，随着消费文化的渗透，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一种现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消弭，人们惊呼注重感性的娱乐已经打破审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而成为资本追逐的游戏，乃至进入到资本运作层面。然而，这种理性的声音一次次被资本浪潮所淹没。

⑤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娱乐”二字原本包含在人类天性之中，是人类日常休闲生活的需求。然而随着资本的介入和推波助澜，二者结合成为一种以资本为依托的文化产品，纯粹以迎合市场和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此时文化产品及其相关内容的公共服务属性就会被遗弃。在娱乐日益走向泛化的过程中，坚持文化产品“非道德性神话”的观念一直或隐或显。在此观念的影响下，产业效益被尊奉为至上法则。诚如美国经济伦理学家理查德·T·德·乔治所言，在“非道德性神话”观念的指引下，“他们不愿将其道德化，他们讨厌伦理学家的无聊说教，当然他们也不会因为竞争激烈而用石头砸对手的玻璃窗，这一观念的本质含义是：伦理与企业经营根本就是两码事。”

⑥因此，在资本掌控娱乐，而娱乐又要娱乐化一切之时，更需强调文化产品及其相关内容的公共服务属性及其社会责任。尤其是在互联网大变革的时代，互联网对一切文化产品和文化信息的传播比以往任何一种传播渠道都更为迅速，更为广泛。这也就意味着，娱乐化的内容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公共性。忽视了这种公共性，谋利而弃义，娱乐为资本利润所驱驰，则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⑦应该说，抵制泛娱乐化现象，提高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推动文化产业向高质量转型发展，并不单是某一两个演艺明星、综艺栏目、媒体行业、法律法规的责任，更有赖于一个良好文化创意氛围的营造。这需要在政府监管、市场运行和大众消费之间构筑良性的互动体系，才能有效深耕土壤，培育经典，不让颓废的、抑郁的、空虚的、低俗的文化价值观念乘虚而入。

（有删改）

人文素质与背诵《论语》《道德经》

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说：文理分科只能教出“1/4个人”，这话说得不错。现在教育 越来越畸形，为什么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办起教育来越来越背离马克思所说的要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呢？真是咄咄怪事。

文理分科，始自上个世纪50年代，那时一切向苏联学习，把以前办得还不错的高等教育 搞了一个院系调整，这一大手术伤筋动骨，有些院校至今没有缓过劲来，以清华大学最典型。 许多研究性的大学，办成纯理工、甚至是纯工科的大学，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和应付全国统一 的高考，于是在高中阶段开始文理分科。我是1957届的高中生，在1959年就开始了文理分科。 这种做法不仅在高中时代就剥夺了学理工的同学接触人文学科的机会，而且到了理工科大学 或纯工科的学院（如北京的八大学院），再也感受不到人文的气息，一天与符号、公式打交 道，培养了许许多多单面人。

这些年来，许多有人文素养的理工科的老教授谈起此事无不痛心疾首，而喜欢津津乐道 数学家苏步青如何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地矿学“开山大师”丁文江，如何广泛涉猎人文 学科领域，对现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都进行过有益的探索。我想，杨 叔子先生大约就是这一类理工科教授，不同的是杨先生不仅感慨，而且还在积极地致力于改善。

然而改善理工科学生人文素养，提高人文科学生的科学理念、科学兴趣绝不是一朝一夕 的，也不只是少数高校教授的事，甚至不单纯是学校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人文素质应该 从孩子的学前就受到关注，家庭是第一关。当然不是逼迫孩子学这学那，而且家中有一 种 文明氛围。建国五十多年来，受教育面扩大了，受教育的人大大增加，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 然而，为什么我们的感觉却是文明下降了呢？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用杨先生的话说怎么就少了点“文气”呢？关键在于人文素质的降低，这不仅体现在学校里，更多的还反映在社会上。

提高人文素质要从小学做起。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50年来中小学文科教育之弊， 其中提到过去我们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然而，语文难道只是单纯地教学生写文章吗？ 我认为不是，语文课应该担负起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举凡传统上优美的诗文，古今中 外进步的、具有博大爱心的、有代表性的著述都应该让孩子接触到，篇幅巨大的也可以做一 些节选，哪怕尝鼎之一脔。中小学教育有12年，长久地浸润其中，其素质必然会受到熏染。 到了大学我主张无论文理医农都要有“大一国文”作为必修课，让学生从成年人的角度理解 人文精神，培植人文素养，懂得社会的责任。读这些多了，必然是心胸开阔，“腹有诗书气 自华”，杨先生说的“文人气”也就来了。过去研究性的大学所实行的通才教育也是建立在 有一定人文素养的中学毕业生基础上的。几十年前痛批过通才教育，后来好像也未为之正名。

当然，这些说起来，好像有些迂缓，但人文素质的“素”，正像《中庸》所说“素富贵 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素”一样，是一种长期的行为。把外在的东西变成一个人 内在的“气”，而且能向外发散，这需要长期的浸润熏染。用一些机械方法让他口诵、默写、 甚至倒背如流，大约也只是“入乎耳，出乎口”，“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我欣赏杨叔子先生一些惊世骇俗的大胆作为，例如，他要求博士研究生在上台答辩前先 要背《老子》，后又增加背诵《论语》前七篇。过不了《论语》和《老子》关，休想从他手 里毕业。这些反映了他对单面的畸形教育的挑战。实际上，这种不满是许多人都有的，大家 只是说说就算了，可贵的是他就敢把这种不满化为行动，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施。如果这种 做法作为象征性的行动是值得张扬的，但对他的博士生人文素质提高有多少帮助、对整个教 育中的人文教养的缺欠有多大补益是值得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