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的兴衰与传承创新

朱凤瀚

①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②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③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属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厘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④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⑤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⑥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2016年7月5日《光明日报》）

如何微信

姜 赟

微信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如何微信则是一种生活态度。

不经意间，有人问起，你生活中跟谁打交道最频繁？思来想去，答案竟有些不可思议：生活基本被“微信化”了。这不仅仅是个人感受，也有数据为证：55．2%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25%的用户每天打开超过30次。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微信成为一天的开始、一天的陪伴和一天的结束。

微信掀起了一股潮流，日均卷入5．7亿登陆用户，一线城市渗透率高达93%。可以说，目之所及，身之所处，皆有微信包围。收获衣食住行的便利，分享喜怒哀乐的奔涌，拥有随时随地的交互，舒张无聊时刻的排遣……“微信是个生活方式”，已清晰地呈现在无数用户的生活世界。对此，有些人心甘情愿地“醉”在其中，有些人无可抗拒地“裹”在里面，大有一种“不在微信中进化、就在微信外落伍”的趋势。

然而，我们享受微信带来的千般好，就不得不承受其衍生的万般恼。既然舍不得错过朋友之间的新鲜事、热议话题，就有可能面对想退又不易退的微信群，接受垃圾信息轰炸的烦扰，忍耐朋友圈里“鸡汤”养生的腻歪。也不止一次听见抱怨“生活被微信殖民了”“我的注意力被微信撕碎了”“晚上十点领导还布置任务”……在微信无时无刻“假定在场”的推动下，世俗的牵绊将许多人的生活缠绕得无法喘息。恐怕，这也算是“技术改变生活”的另一种表达。

进一步说，用户对微信的依赖有多重，异化的程度就有多深。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明明面对面，心思却飘到微信群”，一如微信开屏动画折射的隐喻：一个人站在地球面前，连接了全世界，却感到无可抑制的孤独。如果借用美国摄影师埃里克·皮克斯吉尔的作品《远离》来演绎这种异化，更具震撼力。他去掉了照片里人们手中的手机，那个瞬间里的人们虽然都在一起，但都孤单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无表情地仿佛丢掉了灵魂。可以说，微信方便了社交，却让我们稀释了面对面的交往，沉迷于无数陌生人举办的假面舞会。这就不只是生活层面的问题，更是精神层面的课题。

于是，有人想到了逃离，或卸载微信，或停用朋友圈。豆瓣上有篇日记这样写道：停用朋友圈半年，看过电影43部，看过书14本，这些电影和书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很多痕迹，但我还真的很难回忆起刷朋友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确实，人们更看重的，是这种“痕迹”。

选择逃离终究是消极的抵御，而非主动的驾驭，不然有些人就不会卸而复装了。只是因为朋友一句“你不用，会让我很不方便”，足以让他再次臣服。要知道，摔跟头主要跟地没关系，跟人有关系。矫正微信使用造成的错位与扭曲，限制其在生活世界的位置，才能将自己从焦虑纠结、寂寞疏离中释放出来，使生命更为丰富、生活更加精彩。

微信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如何微信则是一种生活态度。实际上，微信上发生的事，依然遵循着生活本来的规律；微信上发生的交往，仍然符合现实做人的基本原则。毋宁将其看作第二生活，是第一位生活的延伸和补充。

(选自《人民日报》2015年11月02日05 版，有删改)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了《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