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等于已经铸就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的陈迹”，而是要在永不停息的时间长流中，不断以当代意识对过去的“文化既成之物”加以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含义。因此，文化应是一种不断发展、永远正在形成的“将成之物”。显然，先秦、汉魏、盛唐、宋明和我们今天对于中国文化都会有不同的看法，都会用不同时代当时的意识对之重新界定。毋庸置疑，在信息、交通空前发达的今天，所谓当代意识不可能不被各种外来意识所渗透。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脱离历史和现实状态去“寻根”，寻求纯粹的本土文化就不可能也无益处。正如唐宋时期的人不可能排除印度文化影响，复归为先秦两汉时代的中国一样。因此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该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

要交流，首先要有交流的工具，也就是要有能够相互沟通的话语。正如一根筷子在水中折射变形一样，当中国文化进入外国时，中国文化必然经过外国文化的过滤而发生变形，包括误读、过度诠释等；外国文化进入中国也同样如此。常听人说唯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言下之意似乎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全都不值一提。事实上，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都曾从中国文化中受到极大的启发，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只能通过传教士的折射，早已发生了变形；今天我们再来研究伏尔泰和莱布尼兹，却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别样的理解。这样，就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自由的文化对话。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在对方的文化中经过某种变形的。

当然也还可以寻求其他途径，例如可以在两种话语之间有意识地寻找一种中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就可以是这样一种中介，如文学中的“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乌托邦现象”等，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对于这些不能不面对的共同问题，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做出自己的回答。只有通过这样的对话，才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最圆满的解答。在这种寻求解答的平等对话中，新的话语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种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

(摘编自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神话对于传承,巩和增强其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神话原生性地表达着民族精神中最稳最恒定的部分,承载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在《诸神纪》里,无论是“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的创世大神盘古,还是在“四极废,九州裂”的情形下“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大母神女娲,还是“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神农氏,或者是“诛凿齿,杀九婴,缴大风,断糈蛇,禽风,上射九日”的大昇,都体现了一种不畏艰险、为了人类福祉而自我牺牲的悲剧意味和崇高之美。可以说,正是凭借不畏艰险的生存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延续几千年不绝,并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作为族群意志的民族精神、民族传统之外,神话还与“人类内心底层的问题,人类内在的奥秘”相关,神话学大师坎贝尔曾指出,读神话可以发现许多人类的共通处:人类需要呼唤久违的神性,需要借由神话以接近永恒,需要透过神话以洞悉生命的奥秘,与史家和儒家典籍中被历史化的温文尔雅,“伟光正”的诸神形象不同,《诸神纪》里描绘的上古诸神大多充满野性之美和伟岸之力:喜欢追着自己尾巴跑的混沌,半人半蛇的女娲、人首豹尾的西王母,铜头铁额的尤…这些朴素的形象和他们身上那种气吞山河、震天撼地的力量体现了先民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对自然、生命,神性之力的崇拜和讴歌阅读这样本然面目的上古神话,可以体会原始先民深厚的情感体验,从而缓释压力,抚慰心灵创伤,找到生命的动力。而中国上古智慧通过作者的“扯”,也得到了生动而又不乏深度的呈现:混纯神话所体现的中国人混融无间的宇宙观,上古神树的故事背后体现的中国人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南楚大司命神话背后体现的“方生方死,生死一体”的生命观等等。

可以说,中国古代神话拥有高远而深刻的文化内质和精神内涵,理应成为一种优秀的国民文化教育资源,在《请神纪》导言部分,严优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身逢一个科技理性至上的时代,神话始终为人类提供着返归自身的航向与能力(叶舒宪),只要回到神话那里,我们终将获得重塑与再造文化筋骨的力量;我们终将平心静气,修复,放下包满血复活,“神话是我们的根,离开了神话的民族,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安泰,失去了大地之根的滋养和护佑,生命终将萎顿,愿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历程中总有神话相伴;愿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能从神话中找到前行的动力和勇气这是《诸神纪》的作者奉献给这个世界的一份美好的心愿。

(闪艳芸《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的文化基因——读严优诸神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