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摆脱同质性的、辨识度极高的写作，才能真正进入文学史。保持辨识度，就是保持差异性、异质性，这要求作家对于现代主义的“精神渐冻症”、颓废冷漠的美学观念等，具备强烈的反思批判能力。

②当下的中国文学有三种主要的写法。其一是消耗自然资源的“资源枯竭型”写作。这种写作无视乡土已经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现实，闭门造车。其二是自80年代后期至今、在青年写作者中颇具影响的工匠式写作。这种写法浸染了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对于书写中国特异的地域经验而言，这种写法是问题重重的。其三是立足于边缘经验的写作。这类小说可遇不可求，而且传递出的时代经验之间的紧张和对峙关系，也成了一种针对“现代主义”写作的异质性声音，对当代写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③世界文学发展史可以带给我们新的启发。21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多次颁给了亚非拉等后发达国家，比如略萨、莫言。这提醒我们，后发达国家的地域性经验非常珍贵，其神话系统还没有遭到现代性经验的污染和毁灭，是值得被发掘和书写的。诺贝尔文学奖还颁给了奈保尔、石黑一雄等具有移民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作家。可见，除异于西方文化的特定民族经验之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体验，也是滋生创造性表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石黑一雄的获奖，是对虚无冷漠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纠正。他的文笔浸润着日本的“物哀”美学传统，它对于爱、忏悔、牺牲等人类最光辉的感情，是抱以信念的。可以猜想，诗意而深情的东方美学，在世界文学的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时刻到了。

④我们必须打开自己视野的宽度。从时间上，要往现代之前看，从古老的东方古典美学中寻找新的细胞，植入当代文学的肌体。从空间上，要关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的生活现状，关注不同生活经验之间的差异性。在这种宽广的视野当中，调整自己写作的姿态、立场，找准真正具有价值的崭新题材，去表达自己。不能只求视野的深度，天天拿着现代主义美学的放大镜，在经典作家早已涉足过的领域徘徊不前，在日常碎片的细节当中流连忘返。

⑤此外，最重要的是重新拾起人类的信心。现代科技对人性的挑战、战火纷飞的局部战争对文明的残害等，这些现状已经在渐渐摧毁人类的信心了。文学不应该加入这股破坏性的力量，而是应该在虚无中发现希望、在冷漠中发现热忱、在残忍中发现良善。

⑥肯定人类的价值，这是曾经的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如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和信念。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对人性闪光的瞬间保持肯定和信念。它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与真善美的价值血肉相连。它没有滑入纯粹形式主义的顾影自怜与哲学层面的虚无主义，而是保持着与生活的互动、与现实的相拥。找到这种写法，就找到了文学最原始的力量与最基本的尊严。

（《光明日报》2018年7月24日 有删改）

争吵两千年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谜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备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耐人寻味的是，今古文之争长达两千余年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本文的“经”即指儒家经典部分，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秦初，秦始皇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 治思想，可是，西汉流行的儒学经典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经学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经学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汉代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王莽改制失败后，东汉光武帝又废古文经倡今文经，但古文经仍在民间有相当的影响，随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日渐走向繁琐，其影响也日益衰退。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值得一提的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本是马融的高足，属古文经学派，但他不拘泥于师说，也兼通今文经，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在西汉时期，受政府支持，属于官学。古文经则是“在野巨儒”的私学。古文经学也要想争为官学，以期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从而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这自然为今文经学家所不容。在这里，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学术之争的范围，而成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占据优势。宋代，以怀疑而著称的“宋学”兴起，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传注传统，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明代，经学进一步衰落。清代前期，古文经学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嘉庆、道光年间，古文经学进入尾声，今文经学却又兴起。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派主张改制的思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