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文物浩如烟海，这当然是独特的优势，但也有着“甜蜜的烦恼”——有限的文保资金和技术管理力量简直是杯水车薪。跟意大利等文物大国相比，我国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技术和管理力度都差距明显。那些可以开发成旅游景点、具有经济效益的文物建筑尚能得到较好保护，至于那些没有多少经济价值，无法开发成景点收门票的文物建筑，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以弥补政府部门文保资金和技术管理力量的不足，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文物保护绝非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应该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在美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公园制度中，其经费既有联邦政府拨款，也通过税费减免鼓励社会各界的投资和捐赠。另一个文物大国英国，其保护资金也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捐赠和个人捐款。反观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主要靠政府，目前还没有形成多方参与、多元投资的机制。社会组织、企业机构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在文保领域的应有作用还没有释放出来。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这本身也是一个文化教育和文物知识普及的过程。文物保护不应该是“死的保护”，而应该是“活的保护”。不应该是把一座文物建筑围起来、封起来，使它徒留一个死的躯壳，与当下人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应该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使文物建筑得到多方面利用，比如教学、参观、研究，使其成为文化产业、文化活动的载体。参与的社会力量越广泛，文物知识和历史文化的传播也就越广泛。在各种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下，文物建筑得以以“活的形式”存在，成为当下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是一件新生事物，在保持宽容态度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首先，对于哪些文物可以交给社会，哪些文物必须由文保部门严格管理保护，要有科学论证和明确界定。在意大利，文物保护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有不同的保护规范。其次，要确保参与认养的社会力量，具备从事文物保护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条件，防止保护文物变成毁坏文物。再次，对于社会力量保护、利用文物建筑的行为，要实施全面全程监督，严禁对文物建筑进行竭泽而渔的商业开发，防止不当利用危及文物安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相关信息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防止暗箱操作、私相授受，一旦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要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文物知识，以及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走进社会，走进人们的生活，让文化的力量抵达人们的内心深处，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塑造社会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由文保部门、文保机构唱独角戏的“小文保”模式，要逐步转型为政府部门牵头，专业机构发挥主力作用，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大文保”模式。当然，在此过程中要重视建章立制，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符合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符合文物保护客观规律的轨道上推进运行。

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地方戏曲的“家乡意识”“乡土风情”，因而格外重视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家乡风土、家乡人情、家乡俚俗趣味，藉以满足对于曾经感知的家乡的记忆和联想。可是如果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以后呢？经历了缺少或完全没有家乡亲历经验的后来的延续者呢？那么有关家乡表面风情的表达，是否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没有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照应？我想这就是“原乡”与“家乡”意识的不同。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即使迁徙后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比如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也没有对家乡的具体感知，可是他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灭。

曾听过台湾作家席慕容的演讲，她说她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人，可是直到长大她并不知道家乡是个什么样，她对这个地方有一种难以名状却又难以排遣的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深度认同，她说那就是她的“原乡情结”。席慕容不是生长在这里，可是她知道这里是她的“原乡”，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能摆脱她生命的“根”。终于，席慕容在她盛年时回到了内蒙古，她一脚踩到草原上就本能地跪了下去，亲吻着祖先的土地，泪流满面。这时，席慕容气质里的“原乡情结”和对家乡认知的文化碎片，就蓦然间与实在的家乡遇合了。

于是我们知道，在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为什么移民到上海的苏北人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还要去剧场倾听淮剧？为什么一出好的地方戏曲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照样感动感染方言区域以外的人群？为什么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能够感动全中国，感染全世界？被感动感染的心灵并不一定到过西藏，甚至作曲和演唱者也不是西藏人，可是大家都在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家乡”会合了，共同感受着那一处“家乡”的同时，也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就是人类的“原乡情结”或“原乡情感”——自己的原乡，他者的原乡、共同的原乡。

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而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

（摘编自《解放日报》刊文《地方戏曲的“原乡意识”该醒了》，作者罗怀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