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崇德观念发端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不过，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在《周书》《诗经》等相关典籍中，“德”字频频显见。探究分析可知，重德思想在周代的政治、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中均有体现，成为统治阶层高度认可的政治管理理念。春秋战国以来，经过孔孟及其后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德”之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有道君子的人格特质，“崇徳立本”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从两汉至近代，崇徳、重德思想更是成为经济、人才、教育等诸多领城的重要价值理念。历史事实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德智慧是经久不衰、熠熠生辉的。

在中华传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採讨是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展开的。古圣先贤对于“德”观念的认识与深讨经过了由“行”到“性”、由“外”至“内”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人道、人德处于不断的升格过程中，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之主体性、能动性、实践理性的不断觉醒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哲认为人之“仁与义”之德足能与天道之“阴与阳”、地道之“柔与刚”并列而论，但人之所为在于仿照天之“健”而“自不息”、效法地之“坤”而“厚德载物”，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中国先贤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人与天地“合德”的根本目的在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即通过尽己之性、成己之德而助天道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并不是无限扩张人欲而征服自然。

先哲之所以强调人要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就是因为深信天、人之间是可以通过德”来沟通的。这是盂子所讲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也是张载所讲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其间虽有“敬德”“仁德”“诚德”“礼德”之侧重点的不同，但先哲修德正已、敬天法道的宗旨是从未政变的。这种高度弘扬人德而又始终对天德葆有畏之心的天人和谐思想，既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有特质，更是中华文化历经变故却延续不衰的根源所在。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探讨“德”观念的根本旨归在于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尚书・尧典》中说，尧帝明察洞达、谦逊宽和、光辉明亮，能够发扬美好的徳性，从而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这样一个施政序列中，在上位者的“克明復德”是“亲九族”“平章百姓”的先决条件，其根本指向正在于治理国家、协和万邦。

(摘编自倪富静《崇德立本的重德传统》)

常州：名士部落的千年文脉

叶舟

随着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文人南迁，常州第一个文化繁荣时代开始到来。唐代杜佑在《通典》中称：“永嘉之后，衣冠违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常州作为萧氏故里，成为南朝齐梁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齐梁广博的学术风气及“颇采华词以饰经说”的研究风格在常州后世的学术传统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萧氏家族的众多文人和一部泽被后世的《昭明文选》又一同构成了常州文学史第一个璀璨的高峰，奠定了常州文化中对艺术和美的重视的因子。

隋唐以来，伴随着城市的繁荣，常州吸引了更多的文化人南迁，城市文化在吸收外来养份后迅速成长，人文日盛。唐肃宗至德年间，任常州刺史的李栖筠创办了常州历史上最早的府学，宋嘉祐六年，陈襄重建常州州学，在此读书的学生超过一千人。据学者贾志扬统计，宋代常州籍进士共700余人，名列各地前茅，从此常州籍进士数量历代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宋代的常州虽然科举兴盛，但是如果没有杨时和苏轼，常州的文化也许会是另外一个走向，他们两个人从不同道路出发，奠定了常州学风相辅相成的两极。杨时退居常州、无锡十八年，聚徒讲学，阐述理学，成为儒学南传的枢纽人物。他创办的龟山书院不仅是未来东林书院的前身，其思想也一直延续贯穿到了东林时代。苏轼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逝于常州，常州成为东坡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常州人认为苏轼“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苏轼和杨时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常州文化日后最重要的根基，在家家重诗书、户户重教育的基础上，使得常州的学术在日后迎来了全盛期。

明代学者唐顺之的出现标志常州学术文化走向成熟。正如美国学者艾尔曼所言，唐顺之与其同时的薛应旂，经其子唐鹤徵和薛应旂之孙薛敷教，与晚明最有影响的文人社团东林党形成学术联系，此后则又借助家族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形成地方知识传统，绵延而至清代的常州学派，形成明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学术渊薮之一。

清代常州学者、作者、画家辈出，先后形成了多个学术流派。群星灿烂的常州文化精英以血缘、地缘、学缘为基础凝聚在一起，这种地域观念和群体意识表现在学术文化上，便呈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色彩。常州学派在朴学当道的时候，另辟蹊径，将经学研究与现实的政治结合，成为学术界面对社会危机的应变之学和变革之学。阳湖文派同样强调博涉多通，在创作风格上讲究气势与文采兼擅之美，不过分拘泥于文体，强调作者的个人风格，为中国散文走向近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梁启超称常州学术是“想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曾经有人说常州人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戆直”，大抵是迂愚而刚直之意。当这种戆直浸润了经世致用的意蕴时，更显得正气满满。“危时守所学，乱亡守孤城”，正是这些独立的思想和灵魂，才闪耀出人性的崇高和伟大。

南宋诗人陆游在《示子遹》一诗中谆谆告诫其子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①。正令^②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自言年轻时写诗，只知在辞藻、技巧上下功夫，到了中年才领悟到，诗为六艺之一，肩负着治国安邦之使命，岂可等同于文字游戏？如果要立志做个诗人，那就务必懂得，声韵偶对、字斟句酌只是雕虫小技，仅仅在这上面劳心费神、花样翻新，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重要的是要在“诗外”——即在“道”上下功夫。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

“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要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阅视野与胸襟。胸中有丘壑，下笔才能满纸云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字里行间才会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真真切切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体悟社会中的美与丑、清与浊、正与邪、真与伪，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当今这样一个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经说过：“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修养与情怀、才思与识见，都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和启发。庄子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葛亮曰：“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善于不断从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才能在创作时，文思泉涌，得心应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才能拥有一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节选自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光明日报》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