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创新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它结合当前被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运用经济领域的眼光和手段，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追溯其根源，不能不提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单纯的发明创造不是创新，只有当它被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由此将生态创新定义为：“指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生态化过程。”

生态创新这一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当下的社会时代特点紧密相关。当前，由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如果单纯依靠投入来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力承担。生态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在于取得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包括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公平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它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要求单位资源消费量为人口创造的福利最大化；同时，它又排斥平均主义，过度的平均不利于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代际公平涉及的是稀缺资源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数量上要至少保持稳定，在质量上要求不至于发生代际退化。

单就环境与资源而言，不公平问题还可上升到更深的层次。首先，在不同阶层之间，一方面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会更多地关心生存问题，对保护环境资源认识不够，从而导致了广泛的掠夺性开发和普遍的短期行为。其次，发达国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本质上是对其他国家环境权益的剥夺，而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两难之中。很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生态创新是重要的途径。当然，生态创新也并非万用万灵，需要决策者们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应对处理。

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统治了地球长达200多年。它是造成当代环境问题根源中的深层根源。所以，要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伦理关系，改变传统的主奴关系，确立尊重与爱护自然的观念。其次，环境质量具有消费性，因此在评价生活质量的时候，必须要将环境质量考虑进去。对公众而言，除了学法、懂法、守法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社区公益性的环保组织或协会，维护自身环境利益。最后，在生态创新前提下，人们的价值基本尺度必须具有可持续性，财富观也应更新为生态财富观。这是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价值财富观的本质区别。

（摘编自高文杰等《生态创新的几个基本问题》）

文学：人类生存的一种支撑

无论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文学的价值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估，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浮躁、喧嚣的消费社会中。以往，我们侧重强调的是文学的思想教育作用和宣传鼓动作用；现在，人们更看重的是文学的消遣和娱乐作用，甚至它的市场轰动效应。文学最内在、最深层的价值却被忽略了。在我看来，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它还应当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支撑，一种情感与精神的支撑。 

从原始文化学的意义上讲，人类在其还不太会直立行走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翩翩起舞，在其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唱歌，在其还不会写字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绘画，在其还不会制定法律条文、撰写科学论文的时候就已经会创作故事和诗歌。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文学艺术，是人类生命进化史中的一个包容诸多的“原点”，一个出发点。而同时，这个“原点”又使它在人类生命活动史中永远占据一个“顶点”，一个精神的制高点。如俄国美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所说的：“人类的精神生活可以用一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来表示，它缓慢地、几乎不为人们觉察地向前和向上运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角形的顶端经常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像贝多芬、德彪西、梅特林克、莫奈、马蒂斯、毕加索这样的伟大的艺术家，当然也包括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样的诗人、小说家。 

在人类生活与人类历史中的定位使文学艺术拥有了这样一些“天性”：既根植于大地，又仰望着天空；既是真实的生活，又是虚幻的想象；既是本能的喷涌，又是理性的张扬；既拥有肉体的丰厚，又拥有精神的空灵；既是对于往昔的追忆，又是对于未来的憧憬。它拒绝一切形式的人与自然的割裂、物质与精神的偏执、思维与本能的对立、本体与现象的拆解、理智与情感的剥离。它始终追求的是一种圆满、充盈的生命形式，一个真实、独特、富有创造活力的个体。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几乎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天、地、神、人和谐相处、健康发育的一个楷模。 

文学艺术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的象征——“在艺术得不到人们的维护，同时又缺乏真正的精神食粮的时代，精神世界是衰微的。灵魂不断从高处跌落到三角形的底部，整个三角形显得死气沉沉，甚至倒退和下滑”。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又是内在于每一个人的身心之中的——“任何人，只要他把整个身心投入自己的艺术的内在宝库，都是通向天堂的精神金字塔的值得羡慕的建设者”。 

文学艺术，并不只是一种职业一门技能，在现实生活中，远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创作出成功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诗的心境和艺术的情致，以超越功利的、发自内心的、充满喜悦和感激的心态对待生活，这样的人即使一字不识，也仍然是一位艺术家，一位诗人。 

诗意地栖居意味着独立自主、自得其乐、自我完善。文学艺术本质上是肯定，是祝福，是生存的神话，是人们的自我救治、自我保健。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只要你能够走进这样一种人生境界，你的生命就是富足的、健康的、美好的，那么，你也就在精神上站稳了生存的出发点，同时也占据了生存的制高点。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摊破浣溪沙》），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新《三国》比起老版，少了许多抒情意味的特写，叙事节奏加快了，这大概是它的优势。但为了戏剧冲突，也改变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历史片段。比如十八镇诸侯是曹操发矫诏召集的，袁绍不过是应诏来与曹操会盟，但剧中曹操却成了会盟的后加入者。我想名著改编，既要照顾到普通观众的观剧效果，也得想到那些三国迷的感受。有些细节就不该有明显硬伤，否则的话，会让那些熟悉三国的人看了别扭。

新剧不仅以“曹操视角”来统领全剧，甚至想将之塑造成一个“新型英雄”。这些年一直有为曹操平反的呼声，似乎有了“国家统一”的大义，政治家是否仁义与奸诈已变得不再重要。其实中国人看历史，注重的是行动中蕴含的价值和理念。历史中的事件起起落落，现代人多关心成事之人，然而中国史观并非如此。从诸葛亮到关羽，皆因所主之事不圆满才被民间信奉，因为这种不圆满，更能显出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史心”。

忠实原著，或者创新，是重拍四大名著首先会遇到的难题。当然重拍者，都会说自己尊重原著精神。但创新一定得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下处在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缺失不是说没有价值观，而是指人们的价值认知中缺少了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判断，衡量价值的标准只剩下了财富、权力或成功。虽然人人可能重新阐释与演绎名著，但学问与情怀的高低，却能因此立判高下。因为名著不仅携带和见证了我们关于文明的公共记忆，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往往是普通作品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