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神话对于传承、巩固和增强其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神话原生性地表达着民族精神中最稳固最恒定的部分，承载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在《诸神纪》里，无论是创世大神盘古、大母神女娲，还是尝百草的神农氏，或者射日的大羿，都体现了一种不畏艰险、为了人类福祉而自我牺牲的悲剧意味和崇高之美。

可以说，正是凭借不畏艰险的生存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延续几千年不绝，并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作为族群意志的民族精神、民族传统之外，神话还与“人类内心底层的问题，人类内在的奥秘”相关。神话学大师坎贝尔曾指出，读神话可以发现许多人类的共通处：人类需要呼唤久违的神性，需要借由神话以接近永恒，需要透过神话以洞悉生命的奥秘。与史家和儒家典籍中被历史化的温文尔雅、“伟光正”的诸神形象不同，《诸神纪》里描绘的上古诸神大多充满野性之美和伟岸之力：喜欢追着自己尾巴跑的混沌、半人半蛇的女娲、人首豹尾的西王母、铜头铁额的蚩尤……这些朴素的形象和他们身上那种气吞山河、震天撼地的力量体现了先民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对自然、生命、神性之力的崇拜和讴歌。阅读这样本然面目的上古神话，可以体会原始先民深厚的情感体验，从而缓释压力，抚慰心灵创伤，找到生命的动力。而中国上古智慧通过作者的“掰扯”，也得到了生动而又不乏深度的呈现：混沌神话所体现的中国人混融无间的宇宙观，上古神树的故事背后体现的中国人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南楚大司命神话背后体现的“方生方死，生死一体”的生命观等等。

可以说，中国古代神话拥有高远而深刻的文化内质和精神内涵，理应成为一种优秀的国民文化教育资源。在《诸神纪》导言部分，严优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身逢一个科技理性至土的时代，神话始终‘为人类提供着返归自身的航向与能力，（叶舒宪）。只要回到神话那里，我们终将获得重塑与再造文化筋骨的力量；我们终将平心静气、修复疮痍，放下包袱、满血复活。”神话是我们的根，离开了神话的民族，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安泰，失去了大地之根的滋养和护佑，生命终将委顿。愿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历程中总有神话相伴；愿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能从神话中找到前行的动力和勇气。这是《诸神纪》的作者奉献给这个世界的一份美好的心愿。

（摘编自闵艳芸《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的文化基因——读严优<诸神纪>》，2018年2月11日《光明日报》）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发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家批评的兴起，是近几年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并无明确的知识谱系，也少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但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却以个性十足的艺术经验和文字表达，深刻改变着人们对文学批评的固有印象。较之以知识求真为目标的学院派批评，作家批评更像是一场以经典重读为媒介、具有“创作”性质的艺术行为。蕴含其中的思想活力和审美经验，有效反映出当前文学批评的话语变革。如果深入思考这一批评话语的观念缘起，就会发现作家批评在冲击既有的批评格局之外，也暗含作家群体对重建文学生活的集体诉求。

文学之于现实社会，从来都不是附庸风雅的点缀。不论在创作、评论抑或是作品传播与读者接受等方面，文学都能以其特有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中。那时的文学轰动效应，反映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90年代后期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逐渐以另一种形式反映社会生活。这种“文学生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创作、评论和传播模式，它借助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补、文化资本的重新布局等手段，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学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文学生活”中，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也相互交融。“文学生活”的喧嚣扰攘与勃勃生机，同时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文化标记。但这种“文学生活”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21世纪以来的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其存在价值主要是为影视行业创造故事和角色。出于迎合读者的需要，很多作者沉迷于通俗文学的故事模式。而这种相对狭窄的创作格局，也容易造成美学风格的单一化，这显然非纯文学作家所愿。他们由文学创作转向文学批评，其实就是想借批评的力量，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使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更为多样。从事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实际上是以一种“向后看”的批评立场，通过开掘文学经典里丰富的美学资源，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

作家批评的兴起，深度唤醒了文学经典重读的当代意识。具体来看，作家批评的当代意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重新发现经典作品的永恒价值，将那些超越时空阻隔的精神财富，转化为驱动时代进步的动力源泉。当代作家读《红楼梦》，不会再像红学家那样致力于考据和索隐，而是以勘察世相人心的立场，借助作品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警醒现实。其二是对经典作品进行创造性改写。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实际上是二度创作。虽然这样的创作可能未必完全符合经典作品的实际情况，但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等当代意识去解读，有时却能最大限度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作为一部批评文集，毕飞宇的《小说课》以《红楼梦》《水浒传》《杀手》和《项链》等文学经典为批评对象，叙述多用口语，推论过程悬念迭起，巧思绵延，深受读者好评。毕飞宇对《红楼梦》作品“潜文本”的发掘，是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展开的。可见，以当代意识切入文学经典，会在激起读者参与热情的同时，让文学批评进一步推动这个时代“文学生活”的重建。 

（摘编自叶立文《作家批评与文学生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