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新诗的语言形式

在语言文学中，没有一种文体比诗歌更富有形式感。离开诗体语言，何以言诗？衡量一个诗人造诣的高低，首先要看他对诗体语言的创造能力。诗人的人格魅力，只有通过语言形式的艺术表现力，包含于诗美的魅力之中，才具有诗的价值。我们不能认同关于新诗的“裸体美人”论、“散文美”论，就是因为它们抹煞了诗歌形式自身的特性，忽略了诗体语言所独具的诗美能量生成的艺术转化。诗的意义和本质，总是包含于语言形式之中。新诗应是诗意本体与形式本体的真正融合。

新诗的形式要素，包括内形式（隐喻结构、情绪节奏、心理逻辑等）与外形式（词语、体式、音节、韵律、色彩等）。实际上，诗的外形式与内形式是不可分的。新时期诗歌向内心的突入，促成了“内形式”建构，而对“外形式”的轻视甚至抛弃，造成了诗形的严重缺失和诗美的消减。“外形式”是对诗人的基本技艺和语言智性的验示，形成汉语诗歌特有的形式美，凸现出诗的表征，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没有“外形式”，“内形式”就失去了依托。同样，“内形式”是对诗人的灵魂和生命体验的显影，没有“内形式”，“外形式”也成了空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半自由体、民歌体，因缺乏内形式（也有诗情虚假的原因），导致诗意肤浅或空泛。一首优秀的诗歌，总是内外形式健全完美，高度融一。

新文学诞生近一个世纪以来，为什么新诗未能取得像小说、散文那样长足的发展？新诗语言形式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大概是其主要原因。

　　新诗语言形式的生命力，在于发挥现代汉语的特色。既要顺应中国人的现代生活节奏，从大众口语和民歌民谣中汲取活力，又要善于从优秀的古典诗词中汲取艺术营养，接通新旧诗之间的血脉联系；既要从寻根探源中发掘汉语诗意（诗性）的闪光点，在打破和摆脱诗体语言的束缚中建立新诗体格式，又要将汉语诗歌艺术置于世界诗歌艺术的潮流中，从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诗歌语言艺术的对话中显示出新异感和光色。

新诗语言的规则性与心灵抒发的自由性，是一组矛盾。诗人的本领就在于能够在二者的对立统一中获取诗创造的自由。亦如跳舞，一旦谙熟舞步，即可从别扭进入自由的状态。确立新诗的形式本体意识，就是要实现新诗创作从“走路”进入“跳舞”的艺术转变。

（节选自《人民日报》1999年1月9日)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