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微妙便不微妙

朱文雄

在艺术欣赏中我们常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作品似乎每一个细节都很微妙，感染力却并不强烈，有的作品似乎某些局部平淡无奇，通篇的效果却相当耐人寻味。可见，创作者在表现手法上的细密是必须恰到好处、适可而止的，否则可能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清人刘熙载在论及诗歌创作的诀窍时说过：“诗中固须得微妙语，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这一辩证的哲理。

明代才子唐伯虎的一段轶趣颇能旁证刘熙载此语的精辟。有一次唐扮作叫花子游虎丘山，巧遇一群商人举行文酒会，便上前要求唱和。商人们有眼不识泰山，竟想戏弄他，就递过纸笔。唐先写了个“一”字，商人摇头。他又写了个“上”字，商人们大笑起来。唐说：“我写诗一定要喝酒，你们能让我喝点儿酒吗？”商人们回答：“你要是真能写诗，就让你喝个够，你要是不会写诗，趁早滚开！”就给他斟上了酒。唐喝了一杯，添了“又一上”三字。商人们气坏了，喝斥道：“这叫诗吗？”唐见玩笑开得差不多了，才一口喝干了第三杯酒，一挥而就，写成一首七绝：“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把商人们惊得目瞪口呆。显而易见，孤立地看，这诗的前两句不仅不妙，而且粗陋之极。只是由于诗的后两句落笔惊人，别有洞天，全诗就出乎意料地微妙了。在这个完美的整体里，那似乎不妙的两句诗，真正巧妙地起到了使全诗“一路坦易中，忽然触著，乃是令人神远”的作用。

作诗不必语语微妙，从事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亦大可不必处处微妙。举凡造诣精深的大师，都深谙此中奥秘。因为艺术创作最忌平均使用笔墨，而不苛求处处微妙，正是克服平均使用笔墨的好法子。南宋的梁楷作画惯用“减笔”。他的画虽然笔墨精炼到不能再少，但亦该妙则妙，该拙则拙，不讲究笔笔微妙。以其最有代表性的《太白行吟图》为例，纸上的李白，头部毛发与五官画得较为具体，甚为妙趣；衣服则寥寥几笔，不堪妙言；而脚部却不合比例，似乎谁都能画。然而，静观细嚼一番，李白豪爽洒脱、恣情汪洋的神态却呼之能语，被“梁疯子”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了。不处处求微妙，却收到了相当奇妙的艺术效果。

与此相反，倘若创作者一味企求“处处微妙”的话，作品的整体倒可能“便不微妙”了。道理在于，就艺术创作的要求而言，一件作品的艺术生命只有一个，作品的任何一个局部都必须服从整体的构思，使作品的“华彩乐段”自然突出，主旨凸现，更能展示作者欲强化的境界。假如不顾整体，恋恋于细枝末节的精雕细刻，作品的主题就可能被淹没，被冲淡，整体的效果就会受到损害。这样，尽管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无可挑剔的，艺术感染力却相对减弱。从这个角度来看，罗丹毫不痛惜地挥斧砍掉了巴尔扎克雕像的两只手，确是大师高见！这又形象地启迪我们，艺术上的得失是相反相成的，微妙与不微妙是在对立中统一的。能够佯作不妙求得大妙者，是技巧上成熟表达的标志。当然，这不妙处要求创作者对生活有真切的感受，具备娴熟高超的表现技巧，否则，又可能在创作中出现从局部到整体的彻底败北。

处处微妙，便不微妙。如十九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画派大师安格尔，在绘画上是精细到连手指上的汗毛也要画出来的，但他也指出，塑造人物不要只抠细部，首先必须注意整体。经验早已证明，忽视处处微妙是手段，力求整体微妙是目的。这里的所谓“不微妙”，乃是巧中之拙，拙内含巧，是最能体现创作者构思精到的绝妙处。

科学与人文

科学研究表明，与左半脑密切相关的逻辑思维同与右半脑密切相关的形象思维很有差异，与逻辑思维密切相关的科技活动同与形象思维密切相关的人文活动也很有差异。然而，这种差异，正好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不同而和，浑成一体。人为地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文理分离，学理工的不知人文，学人文的不知理工，就是所学的专业，内容也很窄狭。这势必严重地妨碍、制约、损害乃至扼杀人的本性、灵性、创造性的发展，势必导致培养出梁思成先生1948 年所讲的“半个人”，也就是“非全人”。

表面看来，科学是求真，解决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问题。它要回答的是：是什么？为什么？回答得越符合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就越真，越科学。科学技术活动主要同逻辑思维紧密联系，思维极为致密、严格，步步为营，不能越雷池半步。而人文是求善，解决精神世界的认识问题。它要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回答得越有利于人民就越善。人文活动主要同形象思维紧密联系，思维极为开放、奔放，规矩虚位，妙想天开。但是，科学与人文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

科学与人文都有着明确而强烈的追求。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追求者都在为所追求的美好而献身，一生无悔。诺贝尔奖获得者、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克里克自传的题目就是“疯狂的追求”，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始就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切献身于自己所追求的崇高事业的人，都是将一生与事业融为一体，如同苏轼赞扬一位画竹者时所写：“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这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最崇高的素质。何况，真与善不可分割，真、善与美往往也是浑然一体的，求真、务善、完美。其中也包涵着“新”，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老子》讲得何等深刻：“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一个对自己事业的执著追求者，人可谢世，而精神、事业、价值却万古长青。科学与人文都承认客观实际，努力揭示客观本质，认识与尊重客观规律。因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干万件事，格物，致知，充分重视调查、实践、研究。科学技术固然如此，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自横”二字准确地描写了无人的小舟在溪流急涌时，是横在溪流中，而不是依水流而纵置，这是水力学原理所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紫”一字不是虚构，不是乱造，而是正确地反映了在一定条件下光发生“漫射”的结果。还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诗中的“直”、“圆”、“低”、“近”等字，既是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又完全符合科学原理。苏轼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如同科学一样，人文也力求透过现象，揭示客观本质。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如何美化或丑化，不管如何夸张，漫画几笔，确如其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就是现代数学一个分支“拓朴学”中的“特征不变量”。“拓朴学”是研究图形的，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这就是“特征不变量”，即事物在此条件下最具有本质的东西。漫画的几笔，在任何夸张即在任何变化下，仍能准确地反映其特色，揭示其本质，即所谓“神似”，不似的最似，而决非“形似”。这不是“特征不变量”是什么？严肃音乐中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神似”的动作与意境，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

人文也力求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科学是求真求是，文艺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以载道”，“道”就是客观实际及其本质与规律。一部《红楼梦》包含了大量的科学结论与人生哲理；一篇《种树郭橐驼传》揭示了种树的规律，道出了“无为而治”的本质；一篇《游褒禅山记》揭示了达到成功的三个条件：有志，有力，客观条件，多么准确！一篇《阿房宫赋》揭示了一个政权兴亡的规律。至于《徐霞客游记》、《水经注》等是科学著作，还是人文作品，更是难以分开了。

科学与人文共同培育人良好的非智力因素。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事业上的成功，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占了80%。美国丹尼尔·戈尔曼在《情感智商》中指出，情感智商比智商对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生活的幸福所起的作用远为重要，所占比例达80%。其实，这里所讲的情感智商就是非智力因素。丹尼尔·戈尔曼在中文版序言中，将情感智商归纳为五个方面，概括地说，就是自我管理与调节人际关系，这正是人文所应解决的问题。只要研究一下《论语》中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就完全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甚至比这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孔子讲的“仁”，核心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一方面，“君子成人之美”，“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忠”；另一方面，君子“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恕”。而这一切应建立在承认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即科学的基础上。《大学》开章明义讲了“大学之道”后，立即指出“格物”、“致知”是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的基础。格物，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致知，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这就是科学。

（摘编自杨叔子《融则利而育全人》）

2000年我国颁布了《中国豪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通用语言”是一个法律术语，主要是从语言功能角度说明“普通话”的使用范围，着重强调其在国内的“通用性”。由于这一说法较长，口语称说不便，一般人就将其简称为“国语”，这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些规定从根本上规定了我国的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是我国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的重大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之所以没有沿用19 世纪末引入的“国语”这一概念，也从来没有指定“官方语言”，就是从这一重大原则出发的。

“国语”这个概念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它是某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成或者刚独立时，用来指称国内主要民族语言的，是从语言地位规划角度提出来的概念，主要揭示的是这种语言的政治地位。“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主要是从语言使用功能角度提出来的，主要揭示的是语言在国内的流通度和使用问题，两者内涵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世界上有近一百个国家使用“官方语言”“国语”说法，其中大多是殖民地国家，他们在独立时，由于国内民族成分复杂，又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人口比例占绝对优势，不得不采用殖民国家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并为了安抚国内主要民族，将国内主要民族语言同时确定为“官方语言”或“国语”，如印度、新加坡、南非、巴西等，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并不明确“官方语言”“国语”，尤其是一些大国，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他们并没有通过法律手段指定英语的“国语”“官方语言”地位，而是遵从语言实践和语言习惯。

总之，从我国民族关系、语言国情和传统习惯来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说成是“国语”和“官方语言”，而应以《宪法》和我国法律法法规为准绳，遵从语言实践和语言习惯，从语言功能和使用角度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作用。

（摘编自戴红亮《不宜将国家通用语言称作“国语”“官方语言”》）

中国何时有酒，谁也说不清，《诗经》中就有“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之句。中国的人工谷物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直是史学上争论的话题。而对山西汾阳县杏花村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文物佐证。

杏花村遗址在杏花镇东楼村东北方向，其堆积形成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其中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出土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刀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出现小口尖底瓮。酿酒专家包启安先生指出：“小口尖底瓮实际上是酿酒发酵容器，原始先民在小口尖底瓮中利用谷物发酵成酒，然后澄清、饮用。”小口尖底瓮不仅我国有，古埃及酿造麦酒（啤酒）或葡萄酒时，也使用过与我国出土的同型的小口尖底瓮。包启安认为：“‘酒’字是酿酒容器的象征，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几乎都是小口尖底瓮形，是最早的酿酒容器的有力证明。”古代巴比伦“舒麦尔酒”的象形文字，也是小口尖底瓮的形象，真是无独有偶。

古时酿酒追求一个“清”字，汾酒在南北朝时期定名为“汾清酒”，可见它在当时造“清”的程度和质量水平之高。汾酒以“清酒”的技术革新一举成名之后，又在工艺上有了大的突破。从隋、唐、宋、辽、金一直到元代，一种使用“干和”工艺酿造的汾酒，当时被称为“干和酒”“干酿酒”，连续800年称雄酒坛。那么“干和”到底是什么样的酿酒工艺呢？

“干和”酿造工艺选用优质高粱米为原料，以河东神曲为糖化发酵剂。蒸米时，锅底加入花椒以串味，将饭捣烂冷却，加曲进行糖化，浸泡数十天。压榨取得第一次酒液后，再加入高粱米、蒸制、冷却、加曲，进行第二次糖化。然后将第一次酒液加入第二次糖化醅中，入缸密封，经陈酿、压榨、过滤，之后进行两次发酵、蒸馏。形成了熟料拌曲、干和入瓮发酵、蒸馏制酒的最新工艺，这也就是现代汾酒工艺的雏形。

此法所得之酒，清澈如冰、醇香甘洌无比，名传遐迩。来村品尝者络绎不绝，每在酒后都为此酒议名。因干和入瓮的独特酿造技术而定名为“干和” ，又叫“干酿”、“干酢”。从此“干和”汾酒遂成为朝廷贡酒，驰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