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整版介绍中国作家实属罕见

张放

在2008年奥运前，美国包括CNN在内的各大主要媒体都开始了对中国进行大量全新角度的报道。《纽约时报》“读书版”突然对中国当代红作家及其作品感起兴趣，非常罕见地整版介绍中国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说非常罕见，是因为过去多少年来，《纽约时报》从来没有这么集中地介绍过中国当代红作家的作品，非说有介绍，也仅仅局限于那些对***说“不”的流亡海外的作家及作品上，例如2001年初对高行健的吹捧与介绍等。

《纽约时报》首推的是莫言和他的最新小说《生死疲劳》，而且还专门让一个日本插图画家给画了幅插图加以配合。当代著名书评家约翰逊·斯宾斯为此书写了评论。其文章以西方最常见的评论文章写法，首先向读者介绍了莫言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并将评论者认为最精彩的一段文字，介绍给了读者。之后重磅介绍的，是姜戎的《狼图腾》。然后是王安忆的最新作品《长恨歌》，还按照西方出版商的习惯，将第一章免费奉献给了美国读者。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喜欢的话，那就请到书店购买。接下来是介绍了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也附加了免费的第一章。

应该说，这家报社的编辑们的眼光与水准都是相当高的。从《纽约时报》“读书版”的排版上看，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更注重的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东西。不过，它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此，在做了连续四本书的书评后，他们给读者提供了更广泛的了解空间：它对更想了解一下中国流行小说现状的人，提供了一种选择。这就是整个版面的右边内容：时报的编辑们以“中国流行小说”为题，介绍了一下当代中国青年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80后”读者的阅读兴趣所在。其中，就重点介绍了郭敬明，因为他有过剽窃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有新闻价值吧。

从文中知道，评论者对郭进行了电话采访，但这一点也没有妨碍评论者将郭抄袭事件的整个过程向美国读者做介绍，介绍文字可以说客观公允，相当准确。评论者并且调侃地说，郭只是支付了法院裁定的给作者庄羽的赔款，但是拒绝道歉，不承认其不道德的行为。评论者继续有些幽默地说道，郭的粉丝们既然看到他不向公众道歉，于是，也就跟着不在意公众在说些什么，继续支持他。实际上，之所以没有把他和他的作品列入莫言等人的作品行列，这也从另个角度说明美国人对他的行为及他的作品还是有一定保留态度的。毕竟，他抄袭了别人。评论者引用王朔的话说，这小子没有一点儿“sense of decency”。之后，评论者还就80后的其他几个写者进行了相关介绍，其中包括张悦然等。不过，评论者又对中国的90后几个小作者也进行了简单介绍，并说明，是这些小作者们才令80后写手们感到受到威胁。

其实，如果说什么东西最说明美国人认同中国作家的书的话，那就只能一点假也不掺杂的美国国书排行榜上观风云。最有趣的是，在美国图书市场上，比已经到了二千多名的位置上的《狼图腾》走得更好的，不是郭敬明的什么东西，而是莫言的这本刚刚出版的名叫《生死疲劳》的书。它昨天已经在图书榜的前400名以内，这本身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今天此时再看，已经进入第198名了，这才是巨大的成功。

（选自新浪网张放博客，有删改）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浅谈诗歌的懂与不懂

现代主义诗歌最为人诟病的是读不懂。我们怎么看待懂与不懂呢？这对我们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来说都是一个问题。朦胧诗发轫之初，首先大家普遍感觉到的是读不懂，甚至就连有些专业的诗人和诗评家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到现在呢，这已经不是个问题了。相反，那些高举现代主义大旗的现代主义诗人们丝毫不理会这些，比之于朦胧诗人，他们走得更远、更坚决、更彻底。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应时而生，冲击着人们的审美视觉，调动着人们的审美感官。

时至今日，可以说现代主义诗歌已经成为诗歌的主流，占据了诗歌创作的主阵地。人们普遍的接受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手法，也许正是这样，大量的模仿之作一拥而上，使得现代主义诗歌现出一片过于繁荣的景象。但是任何事物有好也有坏。诗歌的模仿也使得诗歌缺乏先期创作者的那种创作冲动，更多的诗人只在词句上、手法上下功夫，在语言的陌生化上下功夫,在意象上翻新出奇，却忘记了诗歌创作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真情实感，就是与时代与人民的贴近，使得作品显得苍白无力，来自灵魂深处的、大气的、有骨肉的作品却越来越少了。

同时，大量仿制品的出现，也使得诗歌失去了它开创期的那种轰动效应。一种创作手法的长期使用，必然出现审美疲劳综合症。读者看到的大多是似曾相识的诗歌，一样的面孔，一样的模样，焉有不厌之理！

诗人为了超越，就想出各种方法，尽量用一些生僻的怪异的意象，甚至诗人自己都不知道那些意象的意义，也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意象究竟用来表达什么，只要自己觉得新奇，就拿来用上。模糊是模糊了，但是对阅读的人则是一种伤害。读者以为自己的审美出了问题，在那儿千方百计地猜测，最后还是不得要领，我们从现在的许多留言评论也可以看出来，许多留言的人根本就没有看懂诗歌，觉得哪种意象新奇，便觉得哪种好，但究竟诗歌表达了什么，他们却说不出所以然来，草草地加“欣赏”二字了结。

其次，现代主义诗歌的口语化、日常生活化也是造成诗歌读不懂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语言是家常话，不高深莫测，情景也很简单，但是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我们和诗歌之间的一种疏离。有许多诗歌我们看起来懂了，明白如话，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懂。诗歌的内涵，意蕴等，我们一下子看不出来，这需要我们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全身心地投入，去体验，去感受。这些诗歌没有了押韵，没有了激情澎湃的宣泄，有的只是一种客观、冷静的叙述。诗人或者摄取一个生活镜头，抓住瞬时的感受；或者以一种特有的心态来叙述事件，平淡的语言下面，蕴含着一种荒诞的感情。读者如果不能静下心来，用心体验感受，是很难得到这种认识的。看似懂了，实则真未读懂。

另外，看不懂还与人们的心态有关。随着经济社会对人类生活的渗透，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个人利益，心态浮躁，很难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阅读诗歌。对诗歌这样一种更为高深的文学体裁，如果没有沉静的心态，没有仔细地去玩味文字，其蕴含在文字背后的深厚意蕴是难以体验到的。或许，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人们根本无暇来体验玩味诗歌，他们需要的是快餐文化，消费文化、功利文化，看不懂只不过是他们懒惰思想的一种赖词而已。

其实，作为一种潮流，现代主义诗歌无疑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现代主义诗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个大旗下，有许多支流。民间写作和精英写作一起撑起诗歌的蓝天，平民意识和精英意识一起构筑诗歌的大厦。我们说诗歌的手法可以多元化，但是诗歌的精神不能丢失，诗歌的人文情怀不能丢失，这是诗歌立命的根本。我们不提倡诗歌作为政治的工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诗歌是时代的产儿。

——选自《中国诗歌报》

《左传》的叙事艺术

童庆炳

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或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中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几大战役”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影响，像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莫不如此。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主要是中国古代“尚农”，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不误农时”。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所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 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把人带到一种令人震惊的、出人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出现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突然风暴兴起，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来，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这种逆时倒叙演进，决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

《左传》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