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阙疑”精神

李学勤

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领域广博，成就卓越，在学术史上早有公论。他一生学风笃实矜慎，不轻易立说，也不任意争辩，虽已多年闻名于海内外，仍然保持谦虚的态度。

大家知道，王国维先生对《尚书》有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论文集《观堂集林》，开卷《生霸死霸考》、《高宗肜日说》、《洛诰解》，一直到《〈书〉顾命同瑁说》等好多篇，都是关于《尚书》的，可说达到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他却再三声明《尚书》有许多地方“不能解”。

《观堂集林》卷二收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其中王国维先生自述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失儒亦不能解也。”王国维坦承他对《尚书》好多文句“不能解”，并且指出前人的解释“不可通”，是“强为之说”，他不能与之苟同。

1924年夏，王国维先生为容庚先生的《金文编》撰序，首先引用孔子讲的“多闻阙疑”和“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二语，认为：“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接着他讲到《易》和《书》的“难解”，并说：“余尝欲撰《尚书》注，尽阙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于孔氏阙疑之义。”

他于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曾专讲《尚书》，确实体现了“阙疑”这一点。据当时听课的学生吴其昌先生的《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和刘盼遂先生的《观堂学〈书〉记》，他上课先讲述历代《尚书》传流和注释的历史，其间便强调“其不可通音，终不可通也”。他讲授《尚书》各篇，于各家学说择善而从，同时结合自己甲骨金文研究的心得，提出很多新颖见解。例如讲《高宗肜日》，即以甲骨文“肜日”为据，论证元代金履祥以该篇为“祖庚时文”的正确。类似的精彩之处，不胜枚举。

王国维指出前人注解《尚书》多“强为之说”，许多文句“终不可通”，并不是抹杀历代学者的成就。相反的，他认为《尚书》的研究不断前进，各时期的著作都有应当肯定之处。这从他最后一篇有关古代研究的作品《〈尚书覈诂〉序》可以看得很清楚。

《尚书覈诂》的著者杨筠如先生也是王国维在清华的学生。他听了王国维的《尚书》课，编著《覈诂》四卷，得到王国维，还有也任导师的梁启超的奖励，经修改后，从南方寄给王国维，王国维给他写了序。这个时候是在1927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的去世已经没有几天了。

这篇序文，把历代《尚书》之学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伏生到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是今文之学；从孔安国到贾逵、马融、郑玄、王肃，是古文之学。“今古文诸家之学并亡，然传世之伪《孔传》，殆可视为集其大成者也”。第二阶段始于北宋欧阳修、刘攽，苏轼、王安石、林之奇等“皆脱注疏束缚而以己意说经”。蔡沈受朱子之命所编《书集传》，“可谓集其大成者也”。在这以后，王国维历数清代阎若璩以来各家成绩，一直讲到俞樾和孙诒让，“惜未有荟萃而画一之如孔、蔡二传者”，希望杨筠如“异日当加研求，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乡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则孔、蔡二传又不足道矣”。

（摘自《中华读书报》）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

中国人为何自称汉人

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族群都认同自己是汉人，汉人的名称从汉朝而来，因此汉朝对中国的意义便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将各种不同、背景的中国人熔铸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认同。为什么别的朝代不能做到这一点，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还一直称自己为汉人？

这在于，汉人不是一个族群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化群的意义。汉人和欧洲族群的概念是相当不一样的，犹太人、日耳曼人、拉丁人等都以族群、种族、血统来界定，而汉人却是以文化来定义的，所以才能一直维持到今天。

从刘邦到吕后再到文景二代，最初的动荡不安尚未熔铸成一个具体的朝代。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显现汉朝之所以为汉朝的特点。

首先是政权的整合。政权从一个武装集团共有逐渐转变成各地人才都可以加入。汉初，丞相只有功臣可担任，非侯不能担任丞相，非军功不能封侯，因此只有功臣的子嗣才能封侯。后来转变成公孙侯可以布衣封侯，文人也可以封侯做宰相。

汉朝的察举制度使全国的人才进用到中央，也使全国人才分散到各地担任统治工作。每个郡都有一定的配额，每个地区的人皆可加入国家的统治集团。察举制度的建立，打下了政治统治集团的基础。这个制度开启了中国科举制度几千年的传统，使汉朝从封闭的功臣集团统治转变为全国各地的精英共同统治的局面。

其次是经济网络的整合。在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城市化，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各地有各地的货币，加之各地有各地的物产、风俗习惯，所以各地的市场也没有真正被整合为一个市场，产品在城市生产。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产单位．手工业在街坊里进行，不在农村，自己销、自己运，并没有被整合为共同的市场。

汉武帝时代，因连年对外战争，须征收大量的税。为防止逃税漏税，汉朝采取了最严酷的征收办法，密告逃税者可得到没收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全国告密成风。这就破坏了工商业机制，故生产事业只好转入农村。

在农村生产须有集散功能，因为农村工业产量不大，物品集散的机制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络。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织成了全国经济交换网，这使得中国经济被整合为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海运通行以前，中国的经济网络是国家得以统一的重要因素。

再次是文化方面的整合。通过察举制度，各地精英都汇集到中央，而中央又有学校。在汉成帝时，博士弟子约有3万人。在中国统一尚未完成时，有些学者已经在做文化上的整合，如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淮南王刘安编《准南子》，董仲舒编《春秋繁露》，司马迁做整体历史的构建工作……这些成果共同构成了跨时代、跨地域的文化大格局。

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三个层面兼括并至、无所不包的大系统才使得汉朝文化能够兼容并蓄，各地不同的人群愿意留在这个大系统中，也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汉人自居。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