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因素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少。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观念，也没有来世观念。中国的知识阶层里纵有对世俗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只是用一个放在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人间关系，来批判眼前的世俗关系。士大夫阶层可以将对一般人来说是外在的人间关系内省化，由“格物致知”出发，经“正心”“诚意”“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士大夫阶层没有真正推翻按等级与层次“做人”的方式，只是透过内省的过程，给予它一个理论基础而已。

②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地，这种“由己”而不是“由人”出发的“为仁”，仍然是为了成全“仁”这个“二人”关系的。

③这种情形，与站在“自我”的基地上超越外在的世俗关系的情形是不同的。后者的范例莫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说的：“在我是女儿和妻子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易卜生是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因此才会产生个人可以超越世俗及为世俗所负累的旧“自我”的思想。

④中国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个人只有进入世俗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他如果要作自我提升，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渠道去进行，亦即用由内而外的“致良知”的方式，将这种世俗关系重新肯定一遍，并使之臻于完善。

⑤当然，士大夫阶层的思潮中还有逃遁世俗的倾向，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这种倾向到了道家的手里就变成了全面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后者亦不能使“个体”在世俗中全面盛开，它只提供了有限的个人天地，其表现方式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超脱飘逸状态以及在艺术方面的灵感。至于道家思想的其他功能，如“退隐终南”的仕宦之术，在不测的世道面前的“明哲保身”之术，在人情磁场中“利吾身”的阴谋术，则基本上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态度。

（节选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删改）

唐代诗歌的繁荣

①孔子教导学生一定要学诗，因为诗是调理性情的工具、参与社会的素养、增广见闻的途径。这说明在孔子的时代，诗就是上流社会交往的话语，“不学诗，无以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唐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在唐代，欣赏诗的人不再限于少数世袭贵族，而扩大到了广大士庶；吟诵的诗歌也不再是像《诗三百》那样的成品，而是出自于同时代人的当下创作。在唐人的生活中，诗歌活动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②在唐代，诗歌活动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构成元素。举凡庆典、饮宴、游览、欢会、送别等场合，都要有诗歌活动。如果没有诗歌的加入，这些活动就大为逊色，甚至不成其为某种活动。

③在唐代，人们习惯于用诗的语言来传达思想和情感。举凡言志、抒怀、问讯、陈情、干谒、请托、公告、谈艺等活动，都可以用诗来表达。在许多情况下，诗可以代替各种文体，人们可以用诗来表达任何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④在唐代，能诗是一个人具有文化素养的标志，是参与上层社会活动的必备条件。读书人要想步入上层社会，就一定要熟悉上层社会的语境。在“不学诗，无以言”的生活氛围中，诗是最有效的资质证明。一个孤立无援的士子，完全可以凭借诗艺进入上层社会。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向韦左丞陈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杜甫看来，能诗是“立登要路津”的充分条件。

⑤中国诗歌传统在唐代得以高扬的关键是皇帝的提倡。皇帝在这一社会风气的形成当中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由皇帝到王公贵族，由官员到百姓，由宫廷到京城，由京城到州县，不断向外扩散，最终形成了全民尚诗的社会风气。早在贞观年间，太宗就开启了这一风气。当时君臣们就认识到，诗歌活动不仅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是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此后历代君主相沿成习，并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立文馆，招翰林，取科士，从制度上保证了诗人们进入到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这种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宋杨万里《黄御史集序》亦云：“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可见朝廷一系列激励政策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推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选自吴相洲《唐诗繁荣原因重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