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准入艺术殿堂的散文只有三种：抒情散文、随笔和小品文。这样的散文才有资格与小说、诗和戏剧举行圆桌会议，进行交流，因为它们是审美性文章，是文学作品，表达的都是人情、人性和人的欲望。其他文章，虽然有散文之元素，也用了艺术之技法，甚至还曾经冠以散文之名，但它们的形式却过于随便，思想上也过于窄浅急近，论艺术是不够的，那么就请止步，不登艺术殿堂了。不过仅仅作者自觉尚不成，学者和编辑也应该负责，当拒之门外就拒之，否则文体的提纯便难以彻底。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比学者自觉，学者比编辑敏感。

抒情散文是散文的主流。在现实中，它的作者颇众，在历史上，它的传统甚深，路正，容易繁荣。抒情散文并不是空洞的抒情，相反，它是以一定的叙述为基础的。抒情散文可以记人、记事、记行、记俗、记游，也可以记史，不过凡记皆出乎情，以动情而记，是感于哀乐的，否则不是抒情散文。刘鹗说：“感情生哭泣。”他还认为从屈原到司马迁，到曹雪芹，都是以作品而哭泣。他指出：“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然而不管什么感情，抒情散文之情必须是私情，自己之情，这才可能是真情。当然，真情还不够，优秀的抒情散文还当情高、情贵，不乏生命的体验。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中都有不少抒情散文的大家。

随笔也有叙述，但它的优势却是议论，或夹叙夹议更合适，不过论的成分更多。随笔靠的是识，非饱学之士不可为。当然仅仅掉书袋也不行，因为识属于哲思。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言如随笔，德如识，所以识也是人格境界的表现。它还应该个性鲜明，机智、幽默，不能总是一张严肃的脸。随笔在历史上相对发达的是西方，以法国的蒙田尤为突出，之后在英国昌盛至极，培根、兰姆，都是随笔的高手。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随笔也来到中国文学的园地，成为散文的一种，并十分流行。凡学者化并思想者化的作家，多作随笔，杰出的有胡适、丰子恺、梁遇春、钱钟书。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以后焕然一新，随笔作家应运而起，其中影响广泛的有张中行、金克木、王充闾、卞毓方、周国平、余秋雨。随笔固然源于西方，不过在中国，古文中的论和疏一类也有随笔的因子，甚至认为庄子、韩非子和贾谊的一些文章是随笔，王守仁的一些文章是随笔，也不无道理。写随笔需要怀疑品质、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社会昌明才会兴旺，西方和中国概莫能外。一旦社会禁锢，随笔便枯萎。

小品文在散文里占据着至尊之位，艺术要求极高，非妙手不可作。博学，尤其是洞明了世事，方能辞足意深，游刃有余。凡叙述、抒情和议论的成分，小品文皆有，然而它们是糅合的，融化了的，要把它们一一拎出来，显然无迹可寻。平和而不夸张，冲淡而不强调。风神气韵充盈，讥讽抨击暗藏。作者内敛不扬，然而人格意向熠熠生辉。在中国，小品文一向甚蕃，古文中的序与说一类多是小品文。王羲之和陶渊明的文章，有的实为小品文。宋明两朝，小品文很是发达。现代文学又从英国FamiliarEssay（小品文）汲取营养，从而给了小品文以丰富和提升。照鲁迅的观点，在散文家族里，小品文的成就最高，几乎在小说、诗和戏剧之上。小品文的成就以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尤为突出，周作人又高于林语堂和梁实秋。在当代文学中，很遗憾，以小品文而成了气候的作家似乎还没有。

   晋国祁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一直以来被传为佳话。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防止官吏任人唯亲的回避制度。从现有史籍上看，最早在西汉的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地方官任职必须回避本郡的规定，而到了东汉桓帝时，就已经正式出现“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相对临监”的“三互法”，从此初步奠定了中国历代行政回避制度的基础。

中国历代实行的回避制，主要包括地域回避与亲属回避两方面的内容，简单来说即是“避地”与“避亲”。所谓避地，是指地方官员任职时必须回避某些地域，主要是官员籍贯不能与他的任职地重合；而避亲则是指官员担任行政职务或执行公务必须回避与自己有亲属关系之人。随着时代变迁，行政回避制度也在发展，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制度越来越严格，回避范围越来越大，处罚越来越严厉。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防止官员与地方豪强勾结，规定各郡、国的守相以至于县令、丞、尉等官职，都不允许由本郡人担任，可谓是首开地域回避制度之先河。此后，除了在魏晋时期曾一度放松外，历代对地方官任职都有严格的回避规定。如唐代初期，已开始明确规定除了京兆、河南两府外，其余地方官员均不得在本籍及邻近州县任职。到了宋代，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地域范围，已不限于本州、县，而是扩大到了路一级区域，宋神宗以后更是不仅要求回避本籍，同时还需要回避田产所在地。

明清时代，中国官僚体制最为成熟，对官员任职回避的规定也最为严格。明太祖时期，为了防范各级官员弄权地方，一度实行南北更调制度，即南人只能任职北方、北人只能任职南方，同时又将全国划分为三大行政区，施行地方主要行政官员轮换制。但是，由于地域回避限制过于严格，地方官员调任频繁、任职遥远，导致很多地方空缺官职难以得到及时补充，不得不又将回避地域限定为省一级，同时将滇、贵等边疆地区地方官员任职回避范围缩至府级区划。入清以后，在继承明代回避制度的基础上，对官员任职回避要求进一步细化，如康熙四十二年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任职，“五百里内，均行回避”。

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行政廉洁。历代之所以制定日益严格的回避制度，是因为中国有重乡土、重血缘关系的传统，各级地方官员很容易陷入各种复杂关系网，难免会利用自身的权力为亲友谋利，从而导致行政腐败。而回避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官员在任职与具体行政公务中，脱离原本熟悉的关系网，避免官员利用亲属、乡土关系腐败，防止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后果。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历代王朝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但是随着唐宋以后回避制度日趋严格、规定日益细密，官员的腐败现象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汉、魏晋时代梁冀、石崇那样庞大、富可敌国的家族腐败，官场腐败更多的是官员个体行为，证明严格回避制对防止腐败确有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郑金刚的《中国历史上回避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