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文物浩如烟海，这当然是独特的优势，但也有着“甜蜜的烦恼”——有限的文保资金和技术管理力量简直是杯水车薪。跟意大利等文物大国相比，我国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技术和管理力度都差距明显。那些可以开发成旅游景点、具有经济效益的文物建筑尚能得到较好保护，至于那些没有多少经济价值，无法开发成景点收门票的文物建筑，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以弥补政府部门文保资金和技术管理力量的不足，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文物保护绝非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应该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在美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公园制度中，其经费既有联邦政府拨款，也通过税费减免鼓励社会各界的投资和捐赠。另一个文物大国英国，其保护资金也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捐赠和个人捐款。反观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主要靠政府，目前还没有形成多方参与、多元投资的机制。社会组织、企业机构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在文保领域的应有作用还没有释放出来。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这本身也是一个文化教育和文物知识普及的过程。文物保护不应该是“死的保护”，而应该是“活的保护”。不应该是把一座文物建筑围起来、封起来，使它徒留一个死的躯壳，与当下人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应该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使文物建筑得到多方面利用，比如教学、参观、研究，使其成为文化产业、文化活动的载体。参与的社会力量越广泛，文物知识和历史文化的传播也就越广泛。在各种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下，文物建筑得以以“活的形式”存在，成为当下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是一件新生事物，在保持宽容态度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首先，对于哪些文物可以交给社会，哪些文物必须由文保部门严格管理保护，要有科学论证和明确界定。在意大利，文物保护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有不同的保护规范。其次，要确保参与认养的社会力量，具备从事文物保护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条件，防止保护文物变成毁坏文物。再次，对于社会力量保护、利用文物建筑的行为，要实施全面全程监督，严禁对文物建筑进行竭泽而渔的商业开发，防止不当利用危及文物安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相关信息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防止暗箱操作、私相授受，一旦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要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文物知识，以及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走进社会，走进人们的生活，让文化的力量抵达人们的内心深处，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塑造社会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由文保部门、文保机构唱独角戏的“小文保”模式，要逐步转型为政府部门牵头，专业机构发挥主力作用，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大文保”模式。当然，在此过程中要重视建章立制，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符合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符合文物保护客观规律的轨道上推进运行。

汉赋与汉代

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汉赋也是如此。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消费等有重要的影响。

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汉初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现存的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大一统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于是，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这是时代的产物。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以状物为主，风格上呈现出“全”而“大”的特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劝百讽一”，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地震、蝗灾、水灾、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经学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这种赋继承屈原、贾谊的传统，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影响着汉赋生产。首先影响辞赋生产者，如辞赋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怀等。汉代经学盛行，辞赋家的地位低下，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怀而言，当社会处于鼎盛时期，辞赋家就有很强的自豪感，主动与时代靠拢；当衰世时，辞赋家更多关心的是自我内心。其次，时代影响辞赋作品，包括思想、体制、风格、内容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与文学是互动关系。时代一方面影响汉赋生产，同时汉赋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为时代服务。“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东汉后期赵壹等人的辞赋揭露社会黑暗，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时代不仅影响汉赋生产，而且影响汉赋消费。汉赋由于辞藻华丽，典型的汉赋大多是宫廷作品，或歌颂，或讽谏，所以基本在宫廷和知识阶层传播。当然，抒情性的辞赋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大部分还是在文人范围之内。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张新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