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圣诞，怎么就成了我们的节日？(时事评论)

庄礼伟

圣诞节是基督徒纪念耶稣诞辰而形成的节日，在圣诞前夜，他们要去教堂，肃穆地迎候这个“宁静夜，圣善夜”。

在中国，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教堂、没有耶稣的圣诞节。然后，在一个远离圣诞节的日子，当我们回想起满城被商业绑架的圣诞气氛，回想起我们有口无心的“祝贺圣诞”，和电邮里群发的“圣诞快乐”，并联想到“后殖民”、“单边主义”、“文化霸权”等政治词汇，联想到炸馆、撞机、对台军售等等政治事件，我们会有点不甘心地发问──“他们的圣诞，怎么就成了我们的节日？”“他们的公元，怎么就成了我们的纪年？”

向纵深处看，西方更有许多东西我们是无法回避的（而我们能否也为这个世界贡献一些别人也无法回避的东西？）。我们无法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立宪、代议制、电气化、工业化──它们都是源自西方的产物，我们无法回避市场经济，无法回避高科技和因特网，我们无法回避“和世界接轨”（其实就是“和西方接轨”），我们无法回避ISO9000无法回避GDP、WTO。我们测量自己的生活如何地好了，也要使用德国人发明的“恩格尔系数”。

这时候，我们有一种在精神上被剥光了的感觉：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成为说着中文的西方人了么？

西方在近代启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的进程，但人类的进步不能以人类多样性的丧失为代价。事实上，就人类的纪年方法而言，“西元”也只是其中一种。

今年是“耶诞”2002年。今年也是“佛诞”2546年。今年是犹太历5763年。今年还是“孔诞”2553年。今年还是“穆诞”多少多少年，等等。在中国大陆，采用西元纪年也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今年还是农历壬午年，今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乡野的老农在这方面比我们更有学问，因为这是他们的纪年。

这时候，我开始羡慕一些人，他们活在“公元”的世界里，却在内心深处守着另一种纪年。

在文化上，中国有着风格鲜明的传统和纪年体系，对于世界来说，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人文资源。一年中西方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等，而传统的中国人在一年中也有自己的时间刻度和嘉会安排，一年的节日以春节开始，以春节结束，祥和饱满。

春节之后，有元宵节，孩童们看尽“一夜鱼龙舞”，而他们也将慢慢地明白“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况味。

然后有清明、暮春时节，“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还有孔夫子和他的学生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等的放达！我猜想这帮疯狂的书生一定是光着身子“风乎舞雩”的。

然后有端午，龙舟犁开夏天的水面，长者们庄严地祭奠屈原的英魂。

然后是色彩浓烈的秋天，节日密集的秋天：七夕（七月初七）、中元（七月十五）、中秋（八月十五）、重阳（九月初九）。

七夕夜仰望星河时的惆怅与温暖，虽然不如“圣诞”时分伯利恒上空的寒星那么形而上，但它恰恰显现了当世极其匮乏、而中国传统精神中极其富有的人伦气氛。四季里的社戏、傩戏、祭祖、驱鬼、逐疫、送灶神，也远比一个万圣节丰富。

然后是把酒围炉、阖家尽欢的小年、大年。

中国人传统的、地方的节日，还有许多许多，都是贴近土壤的节日，都蕴含着独特的信仰和哲理，我们应当善待这些节日和文化血脉。我们不能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一天，除了一大堆GDP之外，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民族，变成了“伪西方人”。

当然，西方的节日可以成为中华文化的补充。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依然倾心于在中国上下五千年里，从土壤中、从坎坎伐檀的河岸上产生的那些敬畏、疑惑、愤怒、释然、欢欣、谐趣，依然倾心于那些把传统中国人平淡生活连缀起来的嘉节时令、文化血脉。我将在冬夜仰望星空，但它不是天使传达“救主降世”的短信息时，伯利恒牧人所仰望的星空，而是五千年来我们的先辈托怀星汉、寄意寒星的星空，星星织构成雄浑的象形文字，永远让我们膜拜。

（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人文学会副会长，时事评论人，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以自省精神，反击网络霸凌

互联网方便了人们的沟通，让表达和动员变得更为高效，却可能将人性中的阴暗和暴戾无限放大，对现实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南京江宁一男子因为自己两岁的孩子被泰迪犬咬伤，一气之下将狗摔死，没想到爱狗人士对他的全家进行疯狂的“人肉搜索”、骚扰、短信威胁咒骂。他的妻子无法忍受，选择割腕“为狗偿命”。甘肃庆阳一名年轻女子企图跳楼自杀，在生命挣扎的最后4个小时里，楼下围观者不断怂恿女孩自杀，有的大喊“怎么还不跳”“把驴都熊栽倒了”。一些人还录制了小视频在网上传播，有的索性开启直播……最终女孩跳楼轻生，留下的是消防队员救人未成的悲愤，以及朋友图里那些死亡视频下面的廉价点赞。

两个极端事件，显示了互联网时代的暴戾指标爆表。作为社会底线的尊重生命、扶助弱势，却变得异常模糊。“狗权不能大于人权”的基本共识，被互联网“信息茧房”里的网民直接无视，他们将冲天的怒火指向一个孩子被狗伤害的家庭。“娱乐至死”的精神，让一个少女的生命转化成了朋友圈里的点赞和短视频直播中的粉丝飙升。

网络不能够成为人性的阴沟，任那里充满着怨毒、嫉炉、无耻、冷漠和凶残，将他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贬损为增加粉丝、刷出流量的道具。网络社交形成的快速动员能力，打造的便捷情绪宣泄窗口，很容易使人性挣脱文明的束缚，直接返祖到“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关系”的蛮荒时代。

其实，两起极端事件并不偶然，之前女大学生脚踹所谓“熊孩子”，赢得了一片掌声；小护士妥菲菲自杀被救，换来的是网友们铺天盖地“你怎么还不死”的咒骂和骚扰，导致这个女孩二次自杀；在王凤雅事件中，只需要把故事编派入“重男轻女”的叙事套路，就能换来无效人对这个农村贫穷家庭的全方面攻击……网络霸凌的幽灵正在悄然伤害着社会，绑架沉默的大多数。

让人欣慰的是，目前这两起极端事件，得到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甘肃庆阳警方表示，在少女跳楼事件中，一些起哄者及发布视频者已被拘留，警方目前还在继续摸排；南京警方也介入了“为狗偿命”事件。这是通过法律手段来挽回人性。

网络时代，不能成为人性的至暗时刻。否则，互联网的大洪水就会吞没整个世界。从目前频发的网络极端霸凌事件来看，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需要每一个人具有反省精神、自律的决心，遵守法律，敬畏生命，严守道德，保持宽容。

（选自澎湃新闻社论，有删改）

一篇文章的优劣，取决于能否映射现实、有无社会观照。倘若文风浮夸自大，标题一惊一乍，事实似是而非，这不仅唐突了读者，也丧失了传播价值，污染了舆论生态。

最近在网上，“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文章，总能赚取不少莫名点击。然而，纵观这些所谓“爆款”文章，其实却了无新意，一味夸大，文风堪忧。比如，有的任意拔高、以偏概全，高喊《在这些领域，中国创下多个“世界第一”！无人表示不服》；有的自我安慰、贻人口实，鼓吹《别怕，我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有的内容一厢情愿、断章取义，将国外的只言片语，放大成“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体”等声音。

这些“雄文”的共性，一无事实骨架，二无内容血肉，三无思想含量，徒有浮躁外壳，经不起一点风吹日晒。要知道，文章不会因为浮夸而增色，国家也不会因为自大而变强。挑动极端情绪、肆意传播偏见，容易造成公众走进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的狂妄误区，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

新闻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的编辑一定是个营销专家”。而某些媒体，其浮夸自大的文风，无异于“吸睛涨粉”的气球，一触即破。这类文章的始作俑者，把标题当作一枚带着诱饵的鱼钩，诸如“全球首款”“世界第一”的标题党，给标题大加“刺激”的猛料，以博人眼球，吊人胃口。然而，新闻不是爽文。如果只讲营销不讲营养，只要眼球不讲责任，即使一时流量爆棚，也是在误导大众。

有网友感慨，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新闻越来越多，离真相却越来越远。的确，浮夸自大的文风套路，看似抄了“10万+”的近路，实则误入新闻生产的歧路。据统计，去年新媒体运营行业人数超过300万，各类机构对内容创业者的投资金额超过50亿元，可谓既有前途，又有“钱途”。然而，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自媒体要想创作自如，就更需恪守自律。倘若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忌惮造噱头，结果只能是漫出道德水位，偏离法治轨道，消解媒体公信力。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人疑惑，是文章不会写了吗？并不是。还记得，南海仲裁闹剧群情激愤，“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新闻作品却产生共鸣。针锋相对却有礼有节，气贯长虹而又言之有物，这样的文风文气，怎能不引发舆论场同声同气？全媒体时代，真实客观理性的新闻准绳没有变，新鲜有趣优质的价值取向没有变，平实求实务实的文风导向也没有变。只有创作者自律自觉，将文风与世风勾连，给流量和情绪松绑，方能写出真正从容自信的作品。

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新闻讲事实，讲真相，讲正道，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那些热衷于耍噱头、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路数可以休矣。

石羚在《表达当守正，修辞立其诚》中写道：曾经，读者反感“裹脚布”式的八股文章和“板着脸说话”的态度。现在，一些网络媒体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热衷故弄玄虚，语不惊人死不休；有的沉迷卖萌八卦，失于轻佻……种种不良文风，需要引起警惕。归根结底，“修辞立其诚”，内容真实、情感真切、态度真诚，才是不可移易的竞争力。

（节选自林峰《文章不会写了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