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中国画历经发端、童稚、成熟、升华的漫长路程，由实用而艺术化，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呈现方式，饱含着静观情思，烛照着成仁之格，深蕴着体悟之道，映射着华夏人文，承载着中国人静观宇宙、发现自然、格物致知的看法，内省自身、立身处世、修辞立诚的态度以及对美与永恒性的追求。

一幅优秀的中国画，常能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的点线皴擦、风姿绰约的笔情墨象、“似”与“不似”的意态呈现、冲淡玄远或冲突涌动的静谧视觉，形成强大的情感张力；足令观赏者“衣带渐宽终不悔”地展玩不已的，正是画作中种种对抗而平衡的巨大张力所予人的艺术审美愉悦。 

欣赏中国画，其要在意象、在技法、在韵致、在境界，其法在观物、在游心、在体道、在畅神。须紧扣意象和技法这两大介质，从物我、情景、形神、体道等意象归纳和线条、形态、色彩、构图等技法剖析两途，层层倒逼，以迫近画作的风神和特质；透过画作的物化形态，体悟主导其意象创构和技法表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内核，即生命、节律、体势、气韵等主体价值，品味出画作的境界涵养之美。然而，就艺术而论，画作赏鉴或品评优劣，首在是否能令观者产生共鸣、打动其心，是否能使其从中捕捉并直通画家所欲传达的观念、思想、情绪，是否能令观者从中获得启迪与教益，而非“似”与“不似”。故赏画之先，观赏者必须知晓浸润、孕育中国画的中国文化的特质。这是欣赏中国画的出发点、落脚点和重大关窍。

若以人物、山水、花鸟画类分而论之，则人物画所重之“传神”，即拟借由描摹直观可视的人物表情、眼神、形体语言、肢体动作、背景布局等，表现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求取以形写神之功；山水画所张目之“诗情画意”，即拟借由描摹山式、云雾的雄壮或秀美、粗犷或冷峻、俊逸或萧散之多元样态，力追景中寓情、情随景生、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境独造，亦即拟以高、平、深“三远”的画面结构之法，与“计白当黑”的虚实处理之法，将大自然的美与文人逸趣紧密糅合；花鸟画所言之“石分三面”，实指阴阳两面与别开生面等的“道”和“理”，其中深蕴着“三生万物”的生命哲理。

中国人历来善于以己度物、将心比心，并以为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灵。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有情，万物趋灵”，正是以“人”的文化去体验“物”的生与化；所谓“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则是将“物”化为“人”的文化载体。为此，中国人常以“情”“趣”“势”“韵”“神”“气”等生命姿态的语汇来探讨艺术，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始终融汇于生命运动之中。

由是观之，欣赏中国画，可循着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文学艺术特质以及中国画色彩魅力等途径，经过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和审美创造三个阶段，逐步展开、深入。要完成这一欣赏过程，需要敏锐的直觉，需要情感与想象，需要观赏者的主观态度，亦需要理性、确切的知识，需要中肯的判断。惟其如此，方能领略中国画的文化背景和气韵风神，陶冶情怀。

（摘编自杨明刚的《中国画的赏画之法》）

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

中国历史上一个鲜明的规律就是，历代官员的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生强化，官员的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的现象，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大。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官员数量的不断膨胀，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比如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第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在皇权专制达于极致的明清两朝，官员薪俸之低也达到惊人的程度。

低俸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个公司的老总，百官好比员工。压低员工工资，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偏好。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用“教育”来要求百官清廉，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传统社会的低俸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以明代的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再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129两左右，年支出为608两左右。赤字480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笼罩一切，权力不受约束。与此同时，官员们却又只能拿到极低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薪水。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让一条饥饿的狗去看着一块肥肉，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在低薪制下，选择做清官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搞一些灰色收入，这样贪污就无法根治。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因为腐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摘编自张宏杰《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