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当全国人民都在纪念抗日英雄的时候，现实生活中却有一种不良的文化现象屡屡发生，这就是英雄叙事的扭曲问题。比如，大量抗战“雷剧”“神剧”涌现，将严肃的抗战历史娱乐化；有人对抗战中的英雄人物进行解构乃至重构，试图颠覆或终结相关英雄的经典形象。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为代表的“三微一端”全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些错误的英雄叙事借助新媒介，传播范围更广，受众更多，产生了更加恶劣的影响。比如，近年来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诋毁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的各种扭曲的“英雄叙事”。媒体把这类叙事的“主体”命名为“凿船党”，并表达了对他们的警惕：“他们每天寻寻觅觅，看见正面的东西就上去凿几下子，而且每每有所斩获，用着放大镜在英雄身上发现了一些瑕疵，他们便极力将其放大。慢慢地，一些英雄的形象开始坍塌。”与此同时，一些抗战题材影视剧不顾历史本真，肆意将爱情、悬疑、性感、时尚等元素塞进来，这种做法是对英雄形象的亵渎，以至连普通观众对“手撕鬼子”之类不靠谱的剧情都忍无可忍。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这些影视剧经由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介渠道得以在更大范围传播开来。伴随着上述种种媒介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濡染，这种不着边际的“英雄叙事”对成千上万的普通观众——尤其是对年轻人贻害不小。抹黑恶搞英雄形象，导致英雄形象扭曲，既伤害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也恶劣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这种错误的英雄叙事，既具有明显的隐喻性特征——它隐喻了当下有些人存在着虚无化的价值取向和戏谑化的政治取向，也具有另一种特征——扭曲的生活化叙事：传统的英雄叙事在本质上是传奇性的叙事，近年来由传奇性叙事向生活化叙事的转变，有人刻意对英雄人物进行解构甚至污蔑。

新媒介环境下，扭曲的英雄叙事的出现有着诸多原因。首先，新媒介的技术特性，对英雄叙事的变迁乃至扭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新媒介为英雄叙事提供了相应的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也被“凿船党”们纳为其建构与传播“英雄叙事”的重要平台。进而，英雄形象的崇高性与非功利性被消解，并呈现出融合世俗、迎合消费的特征。其次，网络推动了众多思潮的传播，一些非主流思潮成为扭曲的英雄叙事得以展开的思想土壤。一些人站在人民群众利益和情感的对立面，利用网络上的社区、微博、微信等媒介，散播包括其“英雄叙事”在内的种种言论，挑衅人们的传统信仰，鼓吹错误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土壤之上，“凿船党”们进行“英雄叙事”，是为达到其目的所采用的所谓“策略”而已。再次，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双向互动的“微时代”，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助推了英雄叙事的扭曲现象。

作为国人精神图腾的英雄形象，体现了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的精神，不应被扭曲的英雄叙事所游戏化、娱乐化，而应成为国人的精神塔基。面对扭曲的英雄叙事及其危害，我们不可漠视，要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价值立场。

如何微信

姜 赟

微信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如何微信则是一种生活态度。

不经意间，有人问起，你生活中跟谁打交道最频繁？思来想去，答案竟有些不可思议：生活基本被“微信化”了。这不仅仅是个人感受，也有数据为证：55．2%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25%的用户每天打开超过30次。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微信成为一天的开始、一天的陪伴和一天的结束。

微信掀起了一股潮流，日均卷入5．7亿登陆用户，一线城市渗透率高达93%。可以说，目之所及，身之所处，皆有微信包围。收获衣食住行的便利，分享喜怒哀乐的奔涌，拥有随时随地的交互，舒张无聊时刻的排遣……“微信是个生活方式”，已清晰地呈现在无数用户的生活世界。对此，有些人心甘情愿地“醉”在其中，有些人无可抗拒地“裹”在里面，大有一种“不在微信中进化、就在微信外落伍”的趋势。

然而，我们享受微信带来的千般好，就不得不承受其衍生的万般恼。既然舍不得错过朋友之间的新鲜事、热议话题，就有可能面对想退又不易退的微信群，接受垃圾信息轰炸的烦扰，忍耐朋友圈里“鸡汤”养生的腻歪。也不止一次听见抱怨“生活被微信殖民了”“我的注意力被微信撕碎了”“晚上十点领导还布置任务”……在微信无时无刻“假定在场”的推动下，世俗的牵绊将许多人的生活缠绕得无法喘息。恐怕，这也算是“技术改变生活”的另一种表达。

进一步说，用户对微信的依赖有多重，异化的程度就有多深。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明明面对面，心思却飘到微信群”，一如微信开屏动画折射的隐喻：一个人站在地球面前，连接了全世界，却感到无可抑制的孤独。如果借用美国摄影师埃里克·皮克斯吉尔的作品《远离》来演绎这种异化，更具震撼力。他去掉了照片里人们手中的手机，那个瞬间里的人们虽然都在一起，但都孤单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无表情地仿佛丢掉了灵魂。可以说，微信方便了社交，却让我们稀释了面对面的交往，沉迷于无数陌生人举办的假面舞会。这就不只是生活层面的问题，更是精神层面的课题。

于是，有人想到了逃离，或卸载微信，或停用朋友圈。豆瓣上有篇日记这样写道：停用朋友圈半年，看过电影43部，看过书14本，这些电影和书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很多痕迹，但我还真的很难回忆起刷朋友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确实，人们更看重的，是这种“痕迹”。

选择逃离终究是消极的抵御，而非主动的驾驭，不然有些人就不会卸而复装了。只是因为朋友一句“你不用，会让我很不方便”，足以让他再次臣服。要知道，摔跟头主要跟地没关系，跟人有关系。矫正微信使用造成的错位与扭曲，限制其在生活世界的位置，才能将自己从焦虑纠结、寂寞疏离中释放出来，使生命更为丰富、生活更加精彩。

微信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如何微信则是一种生活态度。实际上，微信上发生的事，依然遵循着生活本来的规律；微信上发生的交往，仍然符合现实做人的基本原则。毋宁将其看作第二生活，是第一位生活的延伸和补充。

(选自《人民日报》2015年11月02日05 版，有删改)

宣称“历史的终结”或许有些太早，但在我们的世界中，全球化———商品、服务、资本、技术、想法、信息、司法体系和人员的密集交流———已经让“地理的终结”离我们越来越近。

在很多人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合理且不可逆转的过程，它意味着全球生活水准的整体提升。全球化并非不受控制。人员的流动依旧受到很大限制。资本流动呈现严重不对称局面。从表面上看，富国每年都向穷国提供一定数额的援助资金。但实际上，西方国家每向穷国提供1美元援助资金，就能偷偷拿回10美元的非法收益。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分布不均。发达国家大多建立起互相依存的关系，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关系相对独立的状态，它们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如今巴西、中国和印度正在开始改变这种局面。

日益加深的贫穷和不平等——少数人和少数国家越来越繁荣富裕，剩下的则越来越边缘化、被孤立在外——给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冲击。工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资本收益的比重越来越高。资产和收入越来越集中。全球市场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带来类似的发展，以保证均衡、全面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和财产权相比，劳动者权益没有获得足够的保护。不平等的全球贸易和金融规则对富国和穷国产生了不对等的效果。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担心全球化会对它们的经济独立、文化完整和社会稳定带来有害影响。不平等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最后就会演变成一些国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而后者处于另一些国家的掌控之下。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

全球化还释放出“非民间社会”势力，加速恐怖主义、人口贩卖、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剽窃盗版和流行病的跨境传播。

在全球化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趋利避害？全盘拒绝全球化、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显然是不切实际且不合理的做法：谁愿意当下一个缅甸或朝鲜呢？同样地，谁想成为下一个冰岛、希腊或爱尔兰呢？事实证明，无止境的自由化、解除管制和放宽资本控制无法为一国带来永久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在开放和管制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要求我们警惕在国内外缝隙中生存的跨境犯罪活动。这些非法交易涉及金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产物的10%。在全球50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有36个国家位于非洲大陆。在那里，国家力量的欠缺常常为跨国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提供契机。在整个非洲大陆上，各种犯罪活动尤其猖獗。反政府武装构成了另一种不同的挑战。因为全球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反政府武装常常随之而生。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来破坏、瓦解和击溃全球犯罪活动。然而随着“非民间社会”势力的扩散，各国国家统治机器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来遏制这些势力。要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一个办法是实行地区和跨地区管理，以加强各国反击这些势力的能力。分享专业知识、机构制度、政策工具、人员及其他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抑制跨地区犯罪活动的兴起。

总之，要消除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彻底抹去全球化的阴暗面，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上——包括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进行精诚合作。

（摘自2011年1月31日《环球时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