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在中华文化里成就较高，在整个中华文化大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的一部分，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诗歌里。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因为“诗”在中国艺术中占有着特殊地位。从“诗经”到“楚辞”再到“乐府”，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再到现代的自由诗，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但却始终占据着中国艺术的主导地位，并渗透到以后出现的其他艺术形式之中。无论何时，都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由于传统中，人们将“意境”作为一切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目的，而诗词更重意境，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诗歌无处不在，无处不用，它的精神主宰着中国艺术的整体精神。凡有人烟处，皆有诗歌：喝酒、行酒令，说的是诗；奏乐、起舞处，唱的是诗；挥刀、舞剑时，吟的是诗。如果说，艺术的发展总是以“人生”做基础，总是激励人们思考生活、批判生活和指导生活的，那么诗歌便指导着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我们追求诗中的理想境界，感悟诗里的人生哲理，不论是低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是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们都能从诗词中领悟生命、从诗词里关照人生。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与西方语系相比，汉语的精炼美妙是不言而喻的。汉语在词汇上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在语音上也会因声调不同而带来不同的色彩。更何况诗词讲究对仗、平仄、押韵等音乐性的特点，所以诗歌具有音韵美，和谐美。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但是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感受乃至存在方式。诗词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展现，中国人自古就以一种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态度来对待世界。

古代中国，无论是自发的艺术创作，还是自觉的艺术理论，都没有将感性和理性割裂开来。这使中国文化长于实践理性而短于思辩理性，而西方文化偏向理性。例如，传统的火药不是依据化学方程式配制出来的，而活字印刷更不具备理论科学的特征。在雕塑、绘画、书法、小说，甚至园林艺术方面，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人一开始就不以纯粹科学的手法来摹仿自然，不以纯粹客观的态度来再现生活，于是，无论是雕塑、绘画还是小说或书法，总有一种“气韵生动”的美学效果，都达到了一种“登山而情满于山，观海而意溢于海”的精神境界，而在戏曲文化和园林艺术上，总让人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实现了一种“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审美理想，实为一种登峰造极的艺术形式。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宗教冲突的危险正在加剧，各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都在寻求人类文明免于毁灭之道。199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世界伦理宣言》;1997年，联合国科教组织成立了“普遍伦理计划”，孔汉思继而起草了《人的责任之世界宣言》。在这些跨文化的对话中，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对化解宗教间的冲突、促进世界和谐会有一定帮助。

首先，儒家的“恕道”是人类文明和谐相处的“金律”。恕道就是仁道或者是仁的实现之道，它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世界伦理宣言》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通用于生活的所有领域——家庭与社区、种族、国家与宗教的不可取消的、无条件的规范”又被称“金律”。“金律”就是孔子的恕道。文明冲突、宗教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强势文明或宗教借助国家强权不顾他国人民的意愿，强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等，即“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对治此种症结的良药。

其次，“和而不同”是实现人类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良方。和同之辨是中国哲学的古老辩题，孔子明确提出“和而不同”并赋予和同之辨以价值意义和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同事物的并存是必然的，合理的，世界因不同事物的存在而充满生机和活力，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事物了，这种事物也不能存在了，世界也就枯寂了,对世界和平的最大挑战不是因为文明与宗教的多样性，而是文明或宗教背后强烈的“求同”而不“存异”的独断主义或排他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己所愿，可施于人”这种根深蒂固的理念的支配下必然导致政治的单边主义乃至强权政治，走向文化帝国主义或曰文化殖民主义。

站在和而不同的角度审视，文化普遍主义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世界完全附和了某一种文明，就是陷全人类于不义。任何一种经人类伟大的心灵创造的、并经过长期历史演进证明能与时俱进的文明或文化,都具有内在、不可代替的价值。这些文化或文明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着人类某一特定区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体现着人类的尊严、良知和价值。对伟大文化的持守，既是人类文化发展之必然，也是人类道德所应然。当然，和而不同决不意味着文化部落主义，更不等同于固步自封，相反，和而不同是一开放、生生不息的文化观念。这一观念是人类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实现和平共存之良方。

最后，“共育并行”是人类不同文明的最高理境。推己及人的“恕道”，“和而不同”的处世之法是人类文明多样存在之保障，而人类多样文明的共育并存，充量发展，才应是人类不同文明实体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儒家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摘编自《文明冲突与化解之道》，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