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2）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3）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4）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5）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 、 、 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①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因素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少。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观念，也没有来世观念。中国的知识阶层里纵有对世俗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只是用一个放在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人间关系，来批判眼前的世俗关系。士大夫阶层可以将对一般人来说是外在的人间关系内省化，由“格物致知”出发，经“正心”“诚意”“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士大夫阶层没有真正推翻按等级与层次“做人”的方式，只是透过内省的过程，给予它一个理论基础而已。

②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地，这种“由己”而不是“由人”出发的“为仁”，仍然是为了成全“仁”这个“二人”关系的。

③这种情形，与站在“自我”的基地上超越外在的世俗关系的情形是不同的。后者的范例莫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说的：“在我是女儿和妻子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易卜生是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因此才会产生个人可以超越世俗及为世俗所负累的旧“自我”的思想。

④中国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个人只有进入世俗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他如果要作自我提升，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渠道去进行，亦即用由内而外的“致良知”的方式，将这种世俗关系重新肯定一遍，并使之臻于完善。

⑤当然，士大夫阶层的思潮中还有逃遁世俗的倾向，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这种倾向到了道家的手里就变成了全面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后者亦不能使“个体”在世俗中全面盛开，它只提供了有限的个人天地，其表现方式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超脱飘逸状态以及在艺术方面的灵感。至于道家思想的其他功能，如“退隐终南”的仕宦之术，在不测的世道面前的“明哲保身”之术，在人情磁场中“利吾身”的阴谋术，则基本上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态度。

（节选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删改）

在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严肃的文学走向衰微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在各种非文学的领域发现了文学。它的身影已开始更多地出现在摄影、网络、手机短信之中。

网络文学、摄影文学、短信文学等的出现，再加上此前的电影文学、电视散文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文学借助于现代科技媒介走向了泛化。然而，对于文学的泛化，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大力进行围追堵截；有人视之为畏途，犹豫徘徊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其实，这些都大可不必，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便可看到，文学的泛化是文学发展中的常见现象。

文学是一门艺术，是表现人类审美属性的语言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文类。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的内容遵循着审美的要求，不断地向人生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拓展，从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从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寻找、发现和捕捉新的审美对象，从而形成了文学内容的开放性和变异性。文学的审美属性使其始终都在寻找和表现新的对象和内容，这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学形式为其新的载体。旧的文学样式因成熟而相对僵化，它会使文学对新的审美对象和内容的表达滞后。所以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向被传统的审美观念视为非审美领域的方向的开拓，用发展的眼光看，都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类型的开始。

但是，文学的泛化一般是指文学借助于其他媒介或形式来表现其审美属性的现象。审美属性是文学的基本含义，凡是不具备审美属性的都不能称为文学。因此，我们还得把文学的泛化与文学审美属性的弱化，甚至是去审美属性的非文学化区别开来。有人说，当前的文学走向了泛化，其理由便是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思想穿透力贫乏，对人性的关注趋于淡化，很多闲适的、无关痛痒的文字充斥于各种文学期刊。然而，这些现象不能称为文学的泛化，只能说是某个时期某些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的弱化，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不是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还有那些所谓的广告文学，它们虽然有时也有曲折的情节，而且引人入胜，但它们是不能被称为文学的。文学中的审美不带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它具有无功利性，即审美并不寻求直接的实际利益的满足。也就是说，在文学活动中，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在创作或欣赏的时候都没有直接的实际目的，并不企求直接得到现实利益。但所谓的广告文学不是这样，它有直接的现实功利性，其所有的叙述和描写都是为了宣传和推销其产品，文学在这儿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广告利用文学的想象和描写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它本质上是对文学的去审美属性化，利用的不过是文学的外壳，因此，所谓的广告文学的出现，是不能归为文学的泛化之列的。相反，无论是摄影文学、网络文学还是短信文学，它们中的优秀作品都会呈现出一个审美形象的世界，都会蕴涵着特殊而无限的意味。

无论时代怎样变，无论文学借以栖身的媒介怎样变，文学总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它的审美内核不会变。拥抱了审美，那才是真正拥抱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