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乡愁”需保护活化“记忆场所”

陆邵明

①我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已经成功落下帷幕，但她的主题“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依然在路上。事实上，被列在保护名单中的文化资源始终是有限的，远远满足不了当下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精神的需求。要让每一位市民在身边的社区就能享受到历史文化保护成果，必须转变思路，转型发展。记忆场所就是一种全新的理念与模式，让全民更多地享受历史文化资源成为一种可能，同时将为万众留住乡愁。

②日常生活语境“营养”文化资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演变。首先，保护对象已经从社会精英层面的遗产转向大众群体的集体记忆，即，除了关注名人故居，也要关注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特色生活街区。其次，保护价值已经从对历史与美学的评价逐渐转向社会文化价值的挖掘，即，除了关注有历史事件的“高、大、上”文物，也要关注有文化故事的“普通”建筑物。此外，保护策略从单体的博物馆式保护转向场所语境的保护活化，即，对于“大众层面”的建筑在不破坏主要载体原真性的同时可以进行适应性改造利用。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日趋多样化的时代，记忆场所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前沿与趋势，也挑战着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国际文献数据库表明，自2009年开始，记忆场所的主题已经成为了文化遗产、历史研究、城市科学领域的热点。

③记忆场所主要是指具有保留并能繁衍集体记忆的特色场所。其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在个体层面，记忆场所可以让每一个主体在时空变迁中构建社会身份及其精神慰藉；在社区层面，记忆场所有助于建构邻里文化的认同性与社会纽带；在地方区域层面，记忆场所的图谱将是地方城镇的风貌特色、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与其环境品质构成的重要部分；在民族与国家层面，记忆场所网络将极大地丰富与传承民族传统基因。

④如果将保护名录中的传统文化遗产比喻为地域文化资源“细胞核仁”的话，那么记忆场所就是“细胞核”，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场所则是“细胞质”。也就是说，保护名录中的文化遗产与名录外的记忆场所有机共生，方能形成文化资源的“基因”，同时两者又不能脱离日常生活语境的“营养”。

⑤记忆场所是乡愁的重要物质载体。 虽然记忆场所不能列入完整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范畴，却是普通市民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是乡愁的重要物质载体。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城镇化进程中为了达到高效率、商业化、现代化的标准与目的，孤立地保留了“细胞核仁”——文化遗产，铲除了大量的“细胞核”——记忆场所，进行着大规模的造城与造村运动，生产出越来越相似的人居空间，这样制造出来的“新”场所将市民的历史记忆、生活习惯与其根植的语境分离出来，越来越远离普通百姓的社会文化情感，形成一个个“乡痛”。

⑥通过对中国近百年来（1912-2014）关于乡愁的认知进行追踪分析，我们发现唤起乡愁的重要因素是家乡中的空间意象。这种因故土而生的空间意象是构成乡愁的基础性要素，远远超越了诗歌、文学、音乐、电影等的影响。而且，新千年以来，乡愁中的空间意象更倾向于“家园”中可感知的充满着爱与忧伤的记忆。这些具体、碎化的记忆通常以“家”的场所为中心，其中，由宅、屋、门、庭等构成了第一个空间尺度；由船、桥、井、街、小区、学校等构成了第二个空间尺度；山、水、镇、乡、城等构成第三个空间尺度；祖国、民族等大故乡形成了第四个空间尺度。由具象到抽象，由微观到宏观，逐渐形成了乡愁中的“家国情”。这些记忆场所容纳的是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生产、游玩中的故事。

⑦留住乡愁离不开这些百姓身边的记忆场所。正如美国历史场所保护协会成员爱德华·豪尔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认同、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不能脱离具体的场所与其语境。也就说，留住身边的记忆场所实际上也是对相关群体与个体的尊重。

⑧应探索开发记忆场所的创新模式。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实现让市民“记得住乡愁”的目标，需要拓宽思路，充分利用好维系集体记忆、文化认同的典型的“记忆场所”。

（节选于2015年6月17日《文汇报》）

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美学思想

张 轶

我国素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服饰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精神价值追求及思想文化底蕴。我国传统服饰经过历代的积累和交融，不断丰富和发展，融合不同时期人们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服饰文化系统。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国传统服饰文化在世界服装文化舞台大放异彩。而传统服饰文化的美学思想，正潜移默化影响着国人的着装心理、趣味爱好和审美风尚。

标示突出的美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特征。服饰依赖于人的形体，但我国传统社会推崇伦理道德，制定有彰明礼法的服饰礼仪制度，这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核心特征。服饰不仅关系到个人身份和地位，也成为社会治乱的标志。凡按照社会伦理规范的着装就是美的，违背社会伦理规范的着装就是丑的。以社会伦理色彩来决定服饰美丑标准，奠定了古代服饰美学的社会基础，以善恶为美丑的道德基础。祭祀有祭服，上朝有朝服，婚事有礼服，葬仪有丧服。服饰成为身份地位、行业职业、行为道德、年龄性别的标示。不仅彰显了社会伦理道德对服饰的规范，成为社会品评的价值标准，也推进了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根基。

协调统一的美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审美精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即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协调，强调“不过火而调和”，追求以中庸平和为美。纵观我国几千年服饰发展史，和谐协调与规矩统一、形神兼备与情景交融的美学思想一直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和最珍贵品质。我国传统服饰总是遵循着物理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意蕴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的统一，显示着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审美习俗与社会功能的整合，给人一种委婉、适中、平和而神秘的和谐之美。

种类多样的美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艺术体现。服饰是一个民族的外部特征，不同的民族呈现不同的服饰文化特征，反映不同的服饰美学思想。从横向上看，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每个民族在服饰的款式设计、色彩追求、质料应用、意象表达等方面，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表达出多种多样的民族服饰美学思想。从纵向上看，我国古代社会每个朝代的服饰制度各有不同。周礼与汉礼不同，唐制与清制差别较大。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服饰制度以及特定的礼仪要求，每个朝代的服饰也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思想。这种多种多样的美学思想丰富了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艺术宝库，为我国服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选自《光明日报》2014年10月 有删改）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所谓揽纳，也称包揽，就是兜揽代纳賦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 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缴，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 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 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街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运作形态而言。明代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 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骨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 解纳者被累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钱粮到京，内外管收人员掯索使用，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诓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戚、宦官等权势人物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交纳船税，支付牵挽、转搬 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